小山脾气暴烈，只是对我显得宽容。
小学六年级，我一直生活在对小山的深深愧疚中。
开学文艺会演，欢度国庆。我们排了个小品，按照梁祝的故事，在老师指导下拼凑了简易的剧情。
小山虽然又高又胖，但身为帮主，自然担负男一号梁山伯。作为副帮主的我光荣地饰演马文才，衬托帮主的形象。
马莉饰演祝英台。
彩排得好好的，正式演出时台下坐着校长老师同学，黑压压一片，却捅了娄子。
梁山伯到祝英台家拜访，马文才登门求亲，梁山伯见势不妙，赶紧也求亲。两人跪在祝英台面前，手里捧着文书，脚下互相踹着。
台下哄堂大笑。
祝英台选择了马文才手里的文书。
台下鸦雀无声。
负责排练的老师急得站起来乱挥手，小声地喊：“错了错了！”
然后台下又哄堂大笑。
含着眼泪的祝英台坚持拿着马文才的文书，死死不肯松开，也不肯换梁山伯手里的文书。
我和小山打台球，偶尔会提起这件事，他随意地搂住我，笑呵呵地说：“自家兄弟，过去了就过去了，再说当时被老师赶下台的是我们三个，大家一样难看。”
从我得到的消息，小山和马莉小学毕业后没什么交集。直到那天奔赴三大队、六大队的路口，农民们大打出手，其实也就两人受伤。
问题是马莉便在中间。
她被捅瞎了左眼。
另外一个受伤的是三大队名气很大的疯狗。他从小精神有问题，谁也不敢惹他，比我们大四五岁，小学都没读，谁不小心碰倒了他们家篱笆，或者踩了他家地里的庄稼，他可以拔出菜刀，冲到肇事者家里，穷追猛打不依不饶一个星期。
疯狗捅瞎了马莉。
所以小山抽出摩托车的车锁，一根长长的铁链条，劈头盖脸地狠砸疯狗。
而且只砸头部。
疯狗没死，但住了多久医院我不清楚，因为初二我被调到外地学校。那里比我老家更加破败陈旧，尚未升级为镇，叫金乐乡。据说升学率高一点儿，母亲毫不迟疑地动用关系，将我丢到那边。
这儿的农村黑社会就不太发达了，学校充满了学习氛围，连我骑一辆山地车都会被围观。
后排两个女孩交了钱给食堂，伙食比其他人好些，中午有山药炒肉片之类的吃。她们邀请我，被我拒绝了。
我觉得接受女孩子的馈赠，将会遭遇惨烈的报复。这个观点我保留至今，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对她更好，免得到后来每天生活在愧疚里。
女孩在食堂刚端好菜，斜插个高年级生，一把抢过，我依稀记得是碗香芋烧肉。女孩细声细气，说：“还给我。”男生丢了一块进嘴里，嬉皮笑脸地说：“不还。”
女孩眼泪汪汪，撇着嘴要哭。都什么年代了，还为点儿粮食闹矛盾。
我走上前，但不比小山，没戴皮手套，随手将一整盆米饭扣在男生脸上，接过那碗香芋烧肉，递给女孩。
男生揪住我衣领，他高我半头，我摘下别在衣袋上的钢笔，用嘴巴咬掉笔盖，笔尖逼近他的喉咙。
男生脸色煞白，转身就走。
期中英语考试，我背不全26个字母，看着空白卷子发呆。后排丢了张字条过来，是选择题答案。这是我历史悠久的作弊生涯的开端，而且这开端就极度不成功。因为刚抄一半，监考老师跑近，手一摊让我交出来，我瞥她一眼，缓缓放进嘴巴，努力咽了下去。
监考老师勃然大怒，颤抖着手指着我说：“零分！我会告诉校长，你等着回去重读初一吧。”
后排女生颤抖着站起来，小声说：“老师，他没有作弊，那是我写给他的情书。”
我经历过许多次怦然心动，这算一次，可惜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因为没几天我又转学了。
调到母亲自己当校长的初中。和张萍同桌，然后花半学期学完前两年的课程，后面迎头赶上，居然考取了全市最好的高中。
那所高中离老家二十公里，我寄宿在姨妈家。中间瞒着家人请假，骑自行车回老家，参加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小山和马莉的婚礼。
农村人结婚，问村里其他人家借桌子凳子碗筷，开辟一块收割掉庄稼的田地，请些老厨子，烧一大堆菜肴，乡里乡亲谁来了便立刻落座。
乐队敲锣打鼓，吹唢呐。
小山家应该是掏出了很多积蓄，因为一大块田地上，摆了起码四十桌，但空荡荡的，只坐了十桌不到。
大批大批熬好炖好的菜，摆在长条桌上，却端不出去。
小山的姑妈抹着眼泪跟我说：“他把疯狗打成残疾，连夜逃跑。整整三年多家里联系不到他，后来听说只有马莉接到过他的信。于是亲戚好友们劝马莉，写信给小山，让他回来自首。
于是马莉写了这封信。于是小山回来自首。
他自首的时间，就放在这场婚礼之后第二天。
他是凶手，是囚犯。淳朴的农村人胆小而思想简单，他们不想蹚浑水，因为不吉利。这个喜宴在他们眼中，充满污浊和晦气。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穿着灰扑扑的西装，满脸喜气地放起爆竹。新娘接来了，一辆面包车停在田边。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
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