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含义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发生深刻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对于这些词语的理解，只能达到在过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理解程度。有人曾经正确地说过，就算是想要理解“国王”“王室”这样的词语对我们的祖辈来说意味着什么，也需要做很多研究。更加复杂的概念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词语只具备变动不定的短暂的含义，它们会随着时代和种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当我们想要利用它们的方法给群体施加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群体在特定的时刻赋予它们的含义，不是它们在之前所具有的含义，或不同精神状态的个人赋予它们的含义。
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的大动荡或是信仰的改变，对某些词语引发的形象产生了深刻的厌恶感，倘若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发生转变，那么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换一种说法。聪明的托克维尔很早之前就说过，执政的政府和帝国的工作内容就是用全新的词语把过去绝大多数的制度重新包装一番——也就是说，用新名称替换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和谐形象的名称，因为其他词语的新颖程度能够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徭役”变成了间接摊派，商号和行会的税款变成了执照费，如此等等。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那些流行用语，或是至少对那些不再被人关注、民众已经无法忍耐其旧称呼的事物提高警惕。名称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选择合理，它们就能改变最丑陋的事情，并且为群众所接受。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引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当时非常流行的词语，才能够“建立起能够同达荷美相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似的审判台，实现类似古墨西哥人的大屠杀的成就”。统治者的艺术，就如同律师的艺术一样，具有熟练使用科学术语的能力。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里，相同的词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含义，他们表面上都在使用同样的词语，实际上，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从以上事例当中可以看出，时间是促使词语含义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也让种族参与进来，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时期，在不同的种族但教养相同的人中间，同样的词语经常对应不同的观念。我们在不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前，不可能理解这些想法之间的差异，因此我不愿意再坚持讨论这一话题。我就是想表明，恰恰是那些被群众使用最多的词语，会在不同的民族之中拥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在今天我们频繁使用的词语“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十分对立的思想。对于拉丁人民而言，“民主”这个词更多地象征着个人的自主权和意志要绝对服从于国家代表的社会的自主权和意志。国家在日复一日地掌控着一切，中央集权、垄断，甚至制造一切。激进主义分子、社会主义分子或是保皇派，一切党派都会不间断地寻求国家的帮助。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同样是“民主”这一词语，它象征着强烈的个人意愿的发展，国家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服从于这一发展，除了警察、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具备掌控任何事物的能力，甚至连公共教育也不行。因此，我们看到，同样的词对于一个人来说，象征着个人的自主权和意志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则是指个人意志的过度发展和国家的绝对服从。
2.幻觉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群体便一直受幻觉的影响。他们给幻觉的创造者建立起来的寺庙、雕像和祭坛的数量，要比其他社会等级的人加起来的还要多。无论是过去的宗教幻觉，还是当今的哲学和社会幻觉，这些至高无上、令人敬畏的力量，都能在孕育于我们的星球之上的所有文明的根源中找到。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都是为了这些幻觉而建立起来的；在一个世纪以前，震动了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