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林彪非凡的野战才华。
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张辉瓒的十八师，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余里，红军五战五捷，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缴枪2万余。
第四次反“围剿”，首创大兵团山地伏击的范例。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央红军最大规模的伏击战斗。
从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至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到三年时间，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红一军团战功卓著，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的声望迅速上升，达到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程度。
前面讲过，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四分之一兵力伤亡，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说：“我要骂，我知道我回去大不了杀头，我准备好了。”彭德怀非常硬气。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认为多次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丧失取胜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使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三、对任务及执行手段的规定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
四、于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的剖析对李德的批判，其力度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