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有了艺术。
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最后又回到了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只不过，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要到文艺复兴之后。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lún_lǐ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lún_lǐ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