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出有多尴尬，同时又觉得莫名其妙。我摸了摸脸，也没觉得自己变了形，想不通为什么会这么令她害怕。
我顺势把凳子扶好。班上又起了一阵笑声。
“怎么了？又怎么了？”班主任走下讲台，来到我们身边。
这时，我的女同桌已经站起来了。她用双手拍去屁股上的泥尘。
“老师，是她不小心坐翻了凳子。”边上一个同学说。
“哦，是这样。没事了。不要再哭了，再哭会影响大家上课的。”班主任把脸放下来。
“老师，我……”女同学欲言又止。
“吴红梅，我之前不是已经和你说好了吗？不要再说了！”班主任的表情异常严肃。
我心里一阵打鼓。
“可是，老师，我怕，我真的好怕！”吴红梅哭着说。
我听了好纳闷。她怕什么？难道是怕我吗？
“怕什么？新同学来，我们要欢迎，怎么能这么排斥？”
我明白了。吴红梅真的是怕我。我用手抓头，百思不得其解。
“干嘛要让他和我坐？我不要和他坐！”吴红梅鼓足勇气说出了这番话。
“我看你是越来越不支持工作了。我不跟你说过了吗？全班就你一个人坐，他只能和你坐。”班主任有点不耐烦了。
“可你也说过了，他是恐-怖分子，我不要和恐-怖分子坐。”
“什么？恐-怖分子？我是恐-怖分子？我什么时候成恐-怖分子了？”我真觉得莫名其妙。
所有同学都笑了。
“不是不是，”班主任语无伦次，他年轻的脸腾地就红了，“郑启航同学，这是开玩笑的话。这些人把开玩笑的话当真了。”
大家笑得更欢了。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班主任恼羞成怒，他近乎在吼叫了，“都给我静下来！静下来！”
大家迅速静下来。这个班主任比华安四中的那个班主任威严多了。
“吴红梅，你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定。”班主任已经回到讲台前。他恢复了镇定。
吴红梅很无奈的在位置上坐了下来。她无声地流泪。
我默默地在位置上坐下来，心里愧疚而又恼怒。
“你可以往里坐一点。”我发现吴红梅坐在凳子的边缘，胳膊肘靠在桌角上，还是忍不住善意地提醒她。
可吴红梅还是一动不动，仿佛我是瘟神一般不敢靠近我。我知道，如果我冷不防站起来，她又会摔跤了。
我就这样在蒋村中学呆了下来。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自然又是新鲜的。可是我却表现出一副漠然的样子。
最初的几天，几乎没什么人愿意接近我，几乎没什么人愿意和我交流。我中规中矩的生活，安分的学习。我过着教室——寝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
那种孤独感很难用言语去形容。仿佛自己置身于世界之外，仿佛自己待在世界的隔壁。
举个例子，无论是在教室还是在寝室，同学们讨论一件事或聊天，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只要我一出现，他们必然会立即安静下来，只待我表现出无视他们的时候，他们才重又热闹起来。这个时候，我可能默默的坐在自己的位置拿出书本来学习，也可能默默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闭眼休息。
其实，当我决定了来乡下中学读书，我就有了自己的信念，有了自己的想法。我选择来乡下中学，不只是逃避，不只是想摆脱父亲的束缚，而是想让自己真正静下心来，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情理一理。
俊哥的表现让我明白我不适合过我一度追求的所谓自由所谓放纵的生活。我要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上来，低调做人，低调生活。
所以，在蒋村中学，即便无一人理睬我，即便孤独将我整个的包裹起来了，我依然能坦然的度过每一天，因为，毕竟，这样的生活非常充实，也非常踏实。
我头一回想到了写日记。
我在我第一本日记本的第一页写下的第一句话是：我有近整四年的时间没有见着郝珺琪了。
不用说，来到蒋村中学越发让我想念山村里的童年，想念郝珺琪了。
可是，这么安宁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