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天后，这台电视才送到她家。当时来了两个法国人，他们把电视搬到她的客厅后，开始安装。其中一个人大约40岁左右，另一个是一个15-16岁的少年，给那个年纪大的人打下手。
梁晓秀问他们：“你们商场送货的有多少人？”
“4个人。”
“那今天你们送几次货？”
“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商场不能多顾几个人送货吗？我买这台电视机整整等了半个月。”
“那是老板的事情。”
梁晓秀无话可说。
同样，她在商场买一台洗衣机时遭受了另一种“怠慢”。当时她看中的一台洗衣机没现货，售货员说一个星期后来货。她一听，赶紧另选了一台洗衣机。售货员说，5天以内保证把货送到家。
第5天果然有两个人把洗衣机送过来。进屋后，他们安装，大约一个小时后安装完毕。他们拿出一张回执单让梁晓秀签字，之后又拿出一张发票，让她付50欧元。
她问他们，她都付了洗衣机的钱，怎么还要安装费呢？他们向她出示购买洗衣机的合同，上面写着：安装完毕后，缴纳50欧元的安装费。
得，交钱吧。按当时欧元兑人民币的汇率，50欧元等于500元人民币。这也太过分了吧？倘若在中国，购买一台洗衣机，再交500元安装费，任何一个家庭听了都会笑掉大牙；而商家也就不要做生意了。可是人家说这是欧洲。
欧洲人“金贵”，送货安装人员都身价奇高。
梁晓秀有一次在一家家具店买一个餐桌，她看好一个标价150欧元的普通餐桌。她问售货员那张餐桌是否有现货。售货员说有现货。
她便问：“几天能送货？”
“三天。”
“费用多少？”
“送货加安装费一共160欧元。”
“为什么这么贵呢？餐桌150欧元，而送货和安装就要160欧元？”
“我们的人工费贵，”这个售货员看着梁晓秀那张外国人的面孔解释说，“给你送货需要两个人。他们要开车把餐桌送到你家门口，然后再抬到楼上安装，需要半天时间。”
梁晓秀一听，算了：送货费比货品本身还贵，她不是出不起钱，而是不堪忍受别人的“剥削”，只能“忍痛割爱”。
她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售货员不甘心，又说：“如果你自己把餐桌运回去，自己安装的话，就能省掉160欧元。”
她从家具店出来心想，这不扯淡吗！为了把这张餐桌运回家，她得雇一个货车，她又没工具，怎么安装那张餐桌呢？后来她得知，欧洲许多商店的售货和送货是两个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们收取费用是合情合理的。两个送货人开车忙乎半天，一共挣160欧元，一人收入80欧元，但这笔钱还要上税，交给公司一部分，剩下的并不多。此外，不能把欧元折算成人民币计算。80欧元对他们来说，就等于中国的80元人民币。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中餐馆打工，一天的工钱就是50-80欧元。这是欧洲的商业规则。没辙，欧洲发达国家就是牛。你爱买不买。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他们的这种商业规则、这种定价必然会削弱他们的经济，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修车是最令宋福禄头疼的一件事。梁晓秀刚到法国时，宋福禄开一辆二手标致车，那辆车已经严重老化，小毛病不断。一次汽车打不着火，梁晓秀陪着宋福禄来到车行修车。车行人说他们得先预约修车时间。那就预约吧。他们给的预约时间是半个月后的一天。
宋福禄说能不能快一点，因为他还要工作。车行说，活儿已经排满了，只能等待。半个月后，车行来人把宋福禄的车拖到车行，梁晓秀和宋福禄跟着来到车行。宋福禄问他们多长时间能修好。他们说那得看车是什么毛病，让他回去等电话，车修好后通知他。
他们等了4天，什么消息也没有。他们到车行一看，宋福禄的车远封不动地停在那儿，根本就没有修理。他问车行的人，他们说这两天就检修，让他回去等着。
又过了三天，还是没动静，他又到车行打探。车行的人说经过检修，发现发动机出了故障，需要大修，费用大约2000欧元，问他修不修。他说当然得修，请他们快一点车把车修好。他们说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一个星期后，他接到车行的电话，到车行取车。他想这回总算可以开车了，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一个月时间。哪知道噩梦才刚刚开始。从此之后，这辆车三天两头出毛病，就象一个年老体弱的慢性病患者。而医院的“大夫”──车行的修理工──“医术”也不高明：他们不能根治疾病，而是哪儿有毛病，就在哪儿下一点药。没过一个月，标志车又出了问题：换档时要先熄火，才能挂上档。他又来到车行，说这辆车花了2000欧元的修理费，他们却没有修好，他们看怎么办？没等车行的人回话，他说反正他是不会再预约了。这次他们倒客气，说先把车放在车行，他们修好后给他打电话，不再收费了。三天后，他把车取回来。
汽车保养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是要提前预约，预约最快也得两个星期。欧洲车一般1万公里保养一次。宋福禄经常开长途车，所以行驶5000公里就开始预约，等把车送到车行保养时，公里数已经达到1万公里。
汽车保养、维修成了一件令他们头疼的大事。宋福禄开始寻找小车行。听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