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7年前，改革家张居正死了。在他死后2年不到，万历皇帝派人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长子自缢身亡，家人或被饿死，或遭流放。
2年前，名臣海瑞死了，死前还惦记着自己欠了户部5钱银子。海瑞死后，后知后觉的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1年前，良将戚继光死了。戚继光戎马一生，晚年却因受张居正案所累，被罢了蓟镇总兵之职，调任广东镇守，落个家徒四壁的惨状，郁郁而终。
而早在3年前，不过才20几岁的万历皇帝便以自己“头昏眼黑，力乏不兴”为由，暂罢了朝会。几年来，万历不时以旧病复发为名，拒绝上朝。朝臣们见到万历的机会越来越少，直至开创了“不郊不野不朝者30年”这样的奇葩时代。
名臣死了，良将死了，皇帝也懒得上朝了，但社会却依然在发展，甚至于发展得比以往更加繁荣。
据史家考证，也就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观念由劳作转向了享受，于是，唐伯虎之画，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炉，时大彬、龚春之紫砂壶，都成了人们追捧的时尚。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事，到了万历年间，变成了谈谐、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花虫鱼鸟这所谓“新开门七事”。
熙熙攘攘中，没有人知道在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人正在扬帆出海，探索世界；觥筹交错间，也没有人关注在极北之地，建州女真首领**哈赤正在厉兵秣马，觊觎大明的万里河山。
史学家感慨说，这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家称赞道，这是市井最为繁荣的时代；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之初；后世的草根愤青则扼腕长叹，言必称：如果给我一次机会……
就在这纷纷扰扰的憧憬与怨念之间，一个来自于后世的灵魂坠落凡尘。
……
史载：明万历十七年四月，南畿、浙江、江西、湖广大旱……
江西布政使司，南昌府丰城县，位于城南的折桂乡龙口村。
“大家都跪好了，一会听我的号令，一齐向井龙王磕头，不许笑，不许喧哗，惹恼了井龙王，打不出水井，大家今年都准备吃观音土过年！”
一个差吏模样的人站在一群匍匐在地上的百姓面前，趾高气扬地指挥着，也许是因为天气过于炎热，他的脑门上全是汗水，脸色也显得异常地阴沉。
这名差吏名叫郑春，是丰城县衙里一名普通的典吏，不过，在百姓面前，他可就是了不起的官差了，到村里来这十几天时间，村民们不得不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稍不如意，他就要发飚，时不时地把知县老爷和村民家的女性家眷挂在嘴边。
郑春奉知县差遣来到折桂乡，倒也不是专门来鱼肉百姓的。他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当地打井抗旱。
丰城位于赣江下游，境内水网纵横、湖塘众多，本来不应缺水。谁知今年的旱情是如此严重，县境内的小河已经完全断流，湖泊、山塘都只剩了一个底，至于各村的水井，那一点可怜的井水，还不等蓄满一桶，就会被性急的村民提走。原本浩浩荡荡的赣江，由于上中游各府县竞相提水，流到丰城境内时，已经濒临枯竭，根本无法用于灌溉了。
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布政司、南昌府、丰城县的各级领导纷纷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旱情。布政使、知府、知县等人都率先捐出几个月的薪俸，又从各处挤出一批钱粮，用于支持民间打井。郑春正是由丰城县衙派出的打井队负责人之一。
尽管天气大旱，但在地处赣抚平原腹地的丰城，地下水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十几天来，全县各乡纷纷传出打出高产水井的喜讯，虽然这些水井的出水量还谈不上能够缓解全县的旱情，但已经让知县韩文看到了一些希望。
当然，悲观的消息也是有的，各处打井队的效率实在是让人不忍卒视。韩文征用了全县所有的巫师神汉，让他们负责勘测井位，然而，往往要打出三四口废井，才能打出一口水量充盈的水井，大量的金钱就这样扔在一个又一个深不见底的干坑里了。
最为悲摧的，就是郑春这一队了。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邪，郑春带的这一队打的井每口都是废井，有些直接就是干井，有些虽然能见点水，但一天一夜出不了几个立方，毫无实用价值。
郑春知道打井的投入有多少，虽然有些土方工程是由村民们义务完成的，但请打井的工匠还是要付报酬的。另外，打井也有一些物料的支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这些东西都是县衙提供的，花费也不在少数。
用了这么多钱，没有打出一口水井，郑春感觉到压力山大。他把勘测井位的风水师陈观鱼叫来训斥了一番，陈观鱼道：可能是村里的村民有什么不敬鬼神之举，让井龙王生气了，这才把水带走了。要想打出水井，必须让全村的男丁都出来祭拜，这样才能保证打出水井。
郑春对于陈观鱼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但事已至此，也没别的办法了。于是，这天中午时分，他让里长把全村的男丁都喊了出来，跪在正在打的一口井前面，行祭拜之礼。
农历四月，相当于公历的五月份，南方正是初夏时分。正午的太阳酷热无比，晒得全村的男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