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进入新的时代，开启新的模式。
中国的文化、财富、力量，决定着它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世界。
过去的中国文人喜欢用‘教化’这个词来形容这种事情，现在的中国政客们，现在的中国权力者们，他们也喜欢这个词。
地球正在新时代中迅猛发展。
当年打第三次东西战争时候，电话、电视、汽车在中国还是上层人士的专属，数量中的中下层阶级所拥有的只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些许条件好的人还会有摩托车。
但是现在呢？
电话在中国已经变得很普遍很普遍，汽车、电视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旅游业发展迅猛。
几十年前的中国人，很多中产阶级也没有假期外出旅游的习惯。但是现在的国人，不仅是假期旅游，而且是每逢假期都外出旅游玩耍者，不在少数。
信件在持续减少，邮政系统已经在向物流公司学习。再遥远的距离挂个电话就足矣了。
地球正在‘变小’。全世界各国各地的交流和认知在不断地加强加深，社会正在高速转变中。
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生活，等等等等，中国有着太多可向全世界推广的东西了。
因为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大爆发，新的科技革命时代来临，人类大众的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在向精神需求转移。无数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近二十年中，国人的开支消费正发生着重大改变。满足生存需求的财富支出百分比在总财富中的份额正在迅速下降，用于精神需求的消费金额在持续提升，并且提升速度很快。
后者，不仅包括专门的精神、理论和其他文化产品的消费。也包括文化消费工具和手段的消费；既包括对文化产品的直接消费，比如电影电视节目、体育健身、旅游观光、书籍、杂志的消费，也包括为了消费文化产品而消费各种物质消费品，如电视机、照相机、录像机、投影机等，此外也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展览馆、影剧院等。它们现在有一个新生的名词来表示——文化消费。
很多新生代的政治人物都认为，是改变中国外在‘形象’的时候了。
对比一个严厉、强大的不可违逆的大家长，成为一个‘全球精神偶像’更适合中国的未来。
这也是因为军队的压力实在是过于巨大了，把其余的力量全都逼到一块了。尤其是那些经济和影响力都非常大的财团，军方的这一政治方略不适合他们的继续发展，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要知道，中国是没有全国性的政党的，政府任职也不是完全靠着人民选票。他们在进入政府担任公务员之前，首先要经过政务考试。从普通的公务员往上，镇一级的行政长官有着镇一级行政长官的资格考试；县一级的行政长官有着县一级行政长官的资格考试；往上的府、省等等职务，那都是如此。
行政考试分面试和笔试，笔试是透明公开的，谁的答卷都要公开。面试也是公开的，县级以上考试甚至都还有录像。
而综合评分的权利在上一级议会的手中，而不是本级议会。谘议局与百年前走到了尽头，如那资政院一样，都变成了议会。
然后是参选演讲，一直到最后的任命，议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规则无形中就分割了上下级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分割针对的只是行政官员，而不是议会。
由议会作为串联，中国依旧是一个强健无匹的举人，而不是一座大山一样的烂肉。而决定议会选举的力量虽然有很短，但那些大财团们绝对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当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光是现役陆军就超过了五百万。那个时候的财团与军方是绝对的盟友。当时的政府并不愿意打仗，打仗太费力气了，而且中国之前就是地球上的no.1，打赢了也不能飞上天啊。
但为了显示力量，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万一，中国的现役部队被征召到了六百万。这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力量啊，整个美洲和中国的众多附属国动员起来，那军力强大的叫人窒息。
但战争最终还是打响了。
因为当时的欧洲有着不逊于中国主战坦克的坦克，有着不逊于中国战机的飞机。几十年的发展，欧洲不仅仅完全恢复了起来，它们还抵到了自己最强实力的巅峰。
欧洲的潜力已经开发到极处了，再强也强不到哪里去了。但是中国呢？
新汉历165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历193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实力，依旧在不停的壮大中，因为中国有着远比欧洲人远大的多的市场。
而这当中的印度，始终就是中国人的禁脔。
南京可以把东非对欧洲人开放，可以让欧洲的货物畅通无阻的进入天方世界和南北美洲，但他们不允许欧洲货物进入印度地区。
因为印度诸国那就是中国经济压力的倾泄地。
每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有着印度做‘泄洪渠’，不敢说中国每每都能逢凶化吉，但中国本土总是世界经济危机中最先取得起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