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人或者说是日本文化的起源，现今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为秦始皇出海寻找不死草的徐福和他所携带的童男童女们的后代，这种说法殊不可考，据日本人自己写的历史来看，日本人最早出现于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还是连在一起的，而日本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绳纹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于何时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公元前二三世纪之交的时候，这种文化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汉朝。根据考古的资料（如果这些考古资料不是伪造的话）来看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但必须说一句的是，那时的日本只是出现了早期的人类，它与世界其它地方地方的文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且发展极其缓慢。当然，这与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文明的发展很大部分靠的是交流，不可否认，三千五百年前，明，有观点说我们的青铜冶炼技术是源自于两河文明，这虽然无法考证，但线铃本人并不排斥，中国几乎是跳跃式的进入了青铜时代，但青铜文明在融合了我们高超的制陶技术后，却反而是在中国大放光彩的，世界上现存的商代同期青铜器中，最精美最庞大的无疑要属于中国。这便是文明交流的功效。
徐福等人是日本人的祖先这种说法固然不可信，但毋庸置疑的是，从公元前二百年开始，日本的文化有一次巨大的跳跃式发展，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新石器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绳纹文化直接变成了制造陶器、水田农业和金属、石器共用的弥生文化时期。日本本国的历史也承认这次飞跃是外来因素造成的，他们认为这些新技术是南朝鲜人通过朝鲜海峡带来的。只是朝鲜海峡虽然不宽，但朝鲜当时也未必有这么发达的文化，尤其是从相对文明更不发达一些的南朝鲜传入。考虑到弥生文化的最开始的年代在公元前二百左右，而徐福出海在公元前二百一十几年，再考虑到新技术从出现到广泛应用，总也要十几年的时间，那么，日本这次文化上飞跃的原因就相当值得推敲了。
在旅途中，清川秀实就已经大致跟线铃讲过日本现在的概况了，在《江湖》中，日本的历史背景设计是在平安时期的末期，与中国的宋徽宗基本上是一个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有名无战乱的“平安”时期，但同时也是政治上最黑暗和混乱的时期。在国家体制上，日本人照抄照般了中国几百年的《律令》体系，已经开始解体，中央的命令很难在地方顺畅的通行，其实想一想也合理，用奴隶社会的生产力，非要超前的使用封建社会颠峰时期才能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能维持几百年，也不能不佩服日本的劳苦大众的忍耐能力；在贵族阶层，是摄政关白（摄关家）和鸟羽院（日本的院政最早是白河院，接着就是鸟羽院，在《江湖》游戏背景年代中，日本立国那一年正是白河法皇去世，鸟羽上皇刚刚主持院政的1131年）的对立；在武士阶层，是平家和源家的对立；在地方，各大的领主和名主割据混战，地方国司已经很少拥有权力，无视中央政权的情况也是屡屡发生。
这个时代日本的上层贵族，所关心的只是搜刮和享受，以及能为他们带来这些享受的地位和权势，他们是根本不关心国家和人民的，而武士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小家族还没有达到影响政治的程度，而几个较大武士家族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分为几个派系，分别依附于不同大的贵族派系，作为其爪牙和镇压农民反抗——不，那个时代日本的下层民众与其称为农民，不如称为农奴甚至奴隶要准确一些。而在地方上，是大贵族任命的亲信领主和名主在统治，他们只需给中央政权上缴一定的金钱，就可以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甚至有些比较强大的地方势力，根本便蔑视中央政权的权威，连这点金钱也给克扣下。在贵族、武士和领主的三重压迫下，日本的下层民众是几乎没有生存权利的。如果说宋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和聪明的民族，那个时代的大和民族可以称得上是最贪婪无耻，同时也最能忍饥挨饿的民族。
船越行越近，对面的城市也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个不算大的城市，从建筑的模式上来看，应该是纯军事性的，因此，说它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座城堡。这便是摄津国的国司所在地——有冈城了。
终于踏上了码头，脚踏实地的感觉使线铃不自觉的松了一口气，难怪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土地上的民族”，果然没有西方人血液中那种大海的咸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