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齐等人们都快走光了，才拎着一个不大的包儿下了火车，旅客几乎都走出了车站，只剩下最后一个出站口还开着，验票的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因为晚点，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
没有人来接站，但他还是在出站口呆了一会儿，站前的景致土气而又亲切。到处都是那种曾经追求过高、大、洋的建筑，但最终都由于财力和品味所致又全归于俗气和平庸而成为土气。
有好几辆半新的夏利和光亮的捷达主动地停在他身边，他都摆了摆手，他想走着回家。有几个大嫂截着他，跟着他，问他要不要住店。
他心情不错，告诉她们：我到家了。
在北京培训了两个多月，乍一回到齐齐哈尔感觉家乡不但冷了许多，而且好像比从前小了不少，空气纯净得像十三陵水库的空气，人也单纯得好像不懂政治、不慕虚荣、不爱金钱。
已经十二月下旬了。这些天，齐齐哈尔肯定是下过了两三场雪，路边和行道树根下堆放着早已铲下还没来得及运走的被汽车压实的灰白色雪块，马路上间或还有几个穿着黄马甲的环卫工人机械地用铁锹铲着雪、剁着冰，尖锐的吱吱声激得费齐心中麻麻的直起鸡皮疙瘩。
费齐虽然选择了这个城市，但实在是不太喜欢这个城市，见过世面的人都说这儿是个大屯子，但和真正的大屯子比起来又分明是个大都市。齐齐哈尔这个地方，虽然从来也不是帝王之都，但毕竟曾经呆过最飞扬跋扈脑袋里刻着帝国梦想的日本鬼子，这一方面也不算是什么缺欠了。
这个城市没有建筑风格，没有人文积淀，没有历史掌故也没有传统小吃。上街时根本不会有遇见名人的惊喜，甚至街头没有打把式卖艺的。街头只有发广告单的、摆地摊儿的、像个真残疾人一样求助的和卖蟑螂耗子药的。
在这个城市土建施工，没听说有人挖出过值得惊喜的陶俑或者什么鼎器，只是总能挖出日本鬼子的炮弹和毒气桶，而且炮弹还能响，毒气还未失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东西简直就是昨天才埋进去的，对于日本人来说，就像是史前的东西一样难以考证。
从前人们传说“风刮卜奎”，一夜之间把界碑从嫩江的右岸刮到左岸；现在传说某某被双规，某某升迁临行前被百姓于家门口放了鞭炮，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越来越没有浪漫主义情怀了。
大街的两边是排得齐齐的七八层的鸽子楼，单调乏味。平顶的鸽子楼挡住了它后边更远处的小平房，以免有碍观瞻，但谁都知道那后边是什么。不多的高层建筑偏偏楼顶都有蹩脚的多余建筑装饰，像最没有想象力的积木所搭建，只是没了童趣。临街店铺的门脸几乎全被巨幅的彩喷广告盖住了，让你感到这个城市好像没有建筑。这个城市虽然商业味十足，而这里的人却并不富足，这正是费齐觉得它的不足之处。
老一点的小区中，间或摆上两、三个白水泥的雕像，或少女捂耳读书，或成年男女拎着小孩子飞奔向未来。有些已经臂折腿断，露出里面锈蚀的钢筋，像效仿维纳斯的东施。新式小区则时兴在显眼处摆上一堆明晃晃的不锈钢，或球或环或柱。作为艺术品却具有批量生产的特征。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放在高高的水泥台座上，仿佛旧时放在当铺高高的柜台上面的当品。
最绝的是在和平厂的门口，先是一头黑铜色老牛，奋力向前，实际上，它连底座都下不来，它大概是深圳的那一头的亲戚吧，也许寄托了厂领导想振兴老厂、锐意改革的情怀。大概是怕过往职工和行人不懂，底座上刻着“奋发”二字。老牛的后面十多米处摆了两头铜色的狮子，有点像衙门口的那种东西，费齐觉得这两个家伙倒是更能体现厂领导的身份和潜在的价值取向。再后边大门内有一座□□穿着大衣高高站在底座上的招手像，召示着这个厂子过去的历史和到现在还没有进化彻底的原所有制身份。
费齐看着这些东西总有说不出的难受，像关公战秦琼，像西服系草绳，像猪圈里贴的口号。
他忽然想这三个雕塑倒正是刻画齐齐哈尔的最伟大的现实广义组雕，绝对是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的最好注解，绝对是整体远远大于个体之和的现实例证。写实主义的风格却像梦境一样无意中准确地流露了人们藏着、掖着的意识形态和城市的历史。从前，梦这个字的意思是追求的理想，现在，梦这个字的意思是回避的现实。
罗丹能发现平凡中美的东西，费齐却苦于总是发现现实中被刻意制造出来的丑的东西、不能忍受的东西。屈原独醒，难受得跳江，费齐倒没觉得自己高明、清高到独醒的地步，不过独独自己眼里多是丑的、别拗的东西，也不觉得好受，有如肥皂卡在喉头，偶而张嘴吐上几个泡泡，人们都说好看，个别人会说有个性，有谁知道肥皂的喉的滋味？
他走到家时已经五点多了，天已经黑透了。张桂兰见费齐开门进来，惊讶过后就开始埋怨儿子：“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告诉家里？”
费齐说：“我又不是检查团、工作组，还得提前透漏一下，只是回家而已，我还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呢。”
张桂兰笑了：“什么惊喜，你少来这一套年轻人的玩意儿，你这是让我们措手不及，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
“有啥吃啥呗。”
“你看看，都瘦了，可不是有啥吃啥，你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