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不知道刘馨的想法，或者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在他看来，中国人有些时候很讲道义，有些时候不讲道义。讲与不讲，取决于双方的立场和关系。
你与我是经年老友，这道义我自然非讲不可，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你与我素不相识，这道义便是能讲则讲，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层次；你与我有深仇大恨不共戴天，甚至都已经兵刃相向了，那我还跟你讲道义？当然不讲了。
这种时候中国人只讲“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只讲“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只讲“事贵应机，兵不厌诈”……
当然，他高某人在前世之时，嘴里倒也能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好像一副友好主义者的模样。但他好歹也是读书人，知道《南史·陈后主纪》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隋文帝谓仆射高颍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
然后他就发兵打过长江去，把陈后主抓了。
你瞧瞧，人家毕竟是开国之君，发兵的理由都如此高大上：咱俩一衣带水，我不能见你家的百姓过得那么凄惨却去不拯救。虽然动兵是一件很花钱的事，但我还是很积极主动的来帮忙解放他们啦！
所以一衣带水真是个好词，一定要深入理解。
高务实的理解就很深入，所以他见自己刚才一番话已经镇住了场面之后，就立刻换上一副悲怜天人的慈悲法相，叹息道：“再有，我听说日本人过得苦哇，别说寻常百姓了，就算是很多大名——就是地方诸侯——他们的日子都过得清苦极了。”
黄芷汀显然一时没转过弯来，有些纳闷的道：“诸侯能怎么苦？就好比我家当初不过一个土司，虽然银子不多，但自小我的吃穿用度总也谈不上清苦。”
这话高务实是承认的，黄芷汀当年在自家地盘上的排场他又不是没见过。
那次她与自己一行回到思明府，进入海渊城的时候，沿途土民全都乖乖跪伏于道旁，离她还老远老远便把头磕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她和她的亲卫狼兵走得后脑勺都快看不见了，土民们依旧不敢动弹，又再等了一会儿，才敢抬头起身。
那种威势，当真是比皇帝还夸张，所以她家虽然论银子的确不算多，但偌大一个思明府养她一家几口人，生活条件当然差不到哪去。
不过，她家的情况和日本完全不同。高务实解释道：“你家当时的情况和日本是两回事。我就这么说吧，你家位于广西，家里的土民虽然生活条件一般，但广西那地方要富虽然难点，要饿死却也不容易——你看咱俩同行那次，光是在山里吃野果都没饿死对不对？但是在日本就不同了。”
高务实稍稍一顿，迎着黄芷汀疑惑的目光继续道：“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多少强大的权力，都因为无法填满饥饿的嘴巴而被推翻。权力首先要建立在嘴巴上，然后才能建立在脑袋上，只有控制住嘴巴，才能更好的控制住脑袋。
而原本物产就不怎么丰富的日本，眼下的粮食产量更是创造新低，再加上他们所信的佛教与大明和南疆都不一样，导致他们几乎全民禁食肉类，只能吃鱼，于是食物来源就更少了。
芷汀，我问你：一小碗大米饭、两指宽小鱼一条、腌萝卜一小碟、白水煮野菜一盅、酱汤一小碗——这个食谱你看如何？”
黄芷汀皱眉道：“像是对大病初愈之人因为不能暴饮暴食而准备的清淡食谱。”顿了一顿，又补充道：“也或者是贫苦百姓之家的吃法吧？但我记得京师百姓哪怕是南城那边，也不至于清苦成这样。”
那是当然，高务实前世就知道，何况今日？当初他看清人写明朝的《樵史通俗演义》，里面就专门夸耀过万历年间民生殷富的情况：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
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啊，好不感叹思慕。”
这里头就专门说了万历朝时民间百姓吃穿用度的情况，简单的说就是物资丰富物价低，哪怕赚得不多，但由于花费小，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悠闲惬意。
这还不止是鞑清统治下的汉人这样说，连“清世祖”福临都说：“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
不仅国内这样说，来过万历朝大明的外国人也这样说。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描述明朝的社会民生时，就如实写到：“在这个大国里，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尤其是，他们努力工作劳动，是大商人和买卖人，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的被称做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或许正是因为“全世界最富饶”的原因，黄芷汀才会一听这个食谱就得出那样的结论。
然而高务实却呵呵两声，道：“作为大明的子民，可能的确会觉得这种食谱实在太寒酸了一些，但我告诉你，这就是很多日本诸侯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