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子出阁读书尚未开始，因此高务实也还没有正式“上班”，在翰林院领了“太子课程表”之后便回去了，今天下午他要和韦希旻最后敲定在京城买、租店铺的事，同时还有在城外永定河边设立一个转运货栈等事情。他也不知道为何别人穿越做生意那么容易，而他明明已经运气极佳了，事情推进也算顺利，可是复杂程度却并不能稍减。
高务实自觉自己的手头的事情很多，其实对比高拱来说，就真的是小儿科了。
高拱自年前起复以来，便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自己的理想当中。如整顿吏治、整顿财政、推广新税法、革新官员考成之法、关注月港开海、整顿军务……各方各面，纷杂程度岂是高务实手头那点事情可以比拟？
今日高拱与张居正二人均不执笔，但他们两人作为盟友，仍然经常互相走动，譬如今日便同在内阁商议两件要事。其一是内阁今日览报，贵州水西出了点麻烦，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闹出兵祸，高拱和张居正刚刚自导自演了将刘显移镇贵州之事，但刘显都还没来得及上任，如果这时候贵州爆发兵事，恐怕问题不小。
其二是，高拱要与张居正商议一下，北地边境局面如何进一步改善——换句话说就是商议一下北疆军务的重心。
贵州水西一直是个经常出事的地方，今年也不例外。
年初，水西发生一起土官仇杀事件：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仇杀已故宣慰使安万铨之子安信，引起安信之兄安智的报复，并向贵州巡抚王诤诬告其谋反。
王诤信以为真，遂以安大朝为帅，进剿安国亨。结果官军大败，安大朝被革职，王诤回籍听调，而安国亨也拥兵自卫，造成对抗局面。
此时高拱、张居正二人奉茶闲坐，高拱道：“贵州之地，兵寡而民贫，原本大事当少，遇事需镇之以静，谋定而后动。如今被王铮这么一弄，朝廷颇失颜面，我知今日消息传出，朝中必然有人要高呼出兵平叛云云，但此事……我看其中还有蹊跷。”
张居正点了点头，说得更直白：“中玄公所言极是，我看水西这事儿，原本根本就没朝廷多大关系，不过土司内乱，互相仇杀罢了，这种事在西南几乎斯通见惯，朝廷好端端的仲裁人不当，早早跳下场去亲自捉刀，岂不是呆头鹅的做法？”
他恨恨地道：“王铮这蠢材，明明只要表明朝廷必依法处置的态度，一边派人详细调查，一边上疏请旨定夺即可，偏偏莫名其妙的轻信一家之言，搞出这么大的麻烦，着实该死。”
高拱沉吟道：“王铮现在已经软禁起来了，据朱都督表示正在进行调查，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收了贿赂。”
“那就该杀。”张居正怒道：“我等眼下筹备北边之事，正要集中全力，而他这件事，事关西南安靖，后方稳定，不杀何以服众？”
高拱点了点头，没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只道：“新任巡抚，我的意思是，让阮文中去。”
张居正对贵州巡抚的安排没什么兴趣，点头表示认可，但补充了一句：“刘显到任前，要叮嘱阮文中切不可擅自开战。”
高拱笑了笑：“那是自然。而且，即便刘显到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开战，我的意思是西南这件事，朝廷必须公允持正，能不打仗绝不要去打，那是下下之策。”
张居正点了点头，把话题一转：“打仗的事情，现在还是集中在北边……若视宣大、蓟辽为京师左右两翼，如今的局面，必有一翼须得发力，震慑北虏。”
高拱心中一动，暗道：果然，张太岳在意的还是这件事。只是，这件事可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呐。
大明自土木之变走上战略防御以后，南倭北寇的祸患蔓延不绝，为此，明廷和边境百姓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长期以来的种种努力收效不大。
至嘉靖朝，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庚午之变”的发生乃至于隆庆元年“汾石之祸”的发生，使朝廷不得不对北部边防做出一些调整和整顿。
自嘉靖后期至隆庆时期，杨一清、王琼、翁万达、戚继光、王崇古、马芳、李成梁、方逢时等一批军事将才被起用或升迁，他们为加强边防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谭纶被调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事物，在他的提议下明廷用了两年半时间，于隆庆四年春筑成空心敌台。
隆庆元年十一月辛酉，徐阶等“廷议防虏”，经过讨论，形成“御虏十三事”，包括责实效、定责任、明战守等，虽然当时这些话都是套话，但经过高拱与张居正的直接关照，边政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六事疏》，其一就是“饬武备”，而且也付诸实施。隆庆三年九月，穆宗“大阅将士于京营教场”。参加大阅的精锐士兵有十二万，这对改变长期以来士兵遇战“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的恐惧心理的改善意义重大。
这次大阅，是张居正所推动的，高拱当时不在朝廷，但对此很是满意。大阅标志着朝廷军事积弱局面开始扭转，在处理北部鞑靼问题上逐渐取得了主动权。另如征银招募来补足军队数量等改革的进行，张居正也一直尽力在办。
其实也正是因为张居正不比徐阶、李春芳这些甘草宰相，他能做事，所以高拱明知道两人已经开始有些龃龉，却仍然一直维持盟友状态。
高拱自己在这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