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生最近又多了一个职务——李云龙专案组副组长。他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了解李云龙的为人和性格，这是个软硬不吃的人，对这个人他不抱任何希望，用那个时代的时髦术语评价，这是典型的花岗岩脑袋。
马天生在没调到这个军之前，也曾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被逮捕，精神上就委顿了一半，再坚强的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难以做到神态自若。此外，审讯的方式对于被审者而言也带有极大的压力，被审者通常是被喝令坐在一个和地浇铸为一体的水泥墩上，这是防止脾气暴躁的被审者抄起座椅以暴力袭击审讯者的必要措施。审讯者把雪亮的、炫目的灯光射向被审者，他自己却隐藏在灯后的黑暗之中，只听其声不见其人，这些心理学上的小把戏一般都能奏效，被审者常常是诚惶诚恐地去配合审讯者的问话，或急于表白自己的清白，或搜肠刮肚地把肚里的东西和盘托出，在这点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基本没什么区别。而李云龙却属于那种极少数的死硬分子。他的态度极为傲慢，通常是在灯光的照射下闭着眼一声不吭。马天生便以连珠炮式的发问去扰乱他的思维，谁知他竟然打起鼾来，闹了半天他早睡着，费了半天口舌等于放屁，这太让人恼火了。专案组用以制胜的法宝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大压力从精神上摧毁对手，要使他明白，他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块土地上，他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有这样他的身家性命才有可能苟全，但对于一个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就不大管用了。马天生很伤脑筋，到现在为止，审讯记录还是白纸一张，这可不太好向上面交代。
负责看守的战士都是按当时的时髦标准特意挑选出来的，对敌斗争坚决，路线斗争觉悟高，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最使李云龙气愤的是，一个青年战士在给他送饭时竟然往他饭碗里啐唾沫，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不禁大怒，他把饭碗连饭一起扣在那个小子脸上，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教训这个小浑蛋，就被冲进来的几个战士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他拼命反抗，一把掐住那个战士的喉咙，他完全可以捏碎这小子的喉骨，但他下不了手，这毕竟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就这么一迟疑，他的软肋就挨了一记重拳，李云龙的抵抗结束了，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就算年轻时练过几天拳脚，在这些身强力壮、受过格斗训练的战士面前，还是显得不堪一击，他被打得昏死过去。
李云龙醒来后一吸气，肋骨就疼得受不了，凭经验判断，是左胸第五、第六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他想起在淮海战役那次负伤时，这两根肋骨曾被弹片打断过，是旧伤了，这次不知是从旧茬上断的还是新处断的。他觉得头晕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战士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水泥地连连撞击造成的脑震荡。这些狗娘养的，下手够狠的，他不恨这些无知的战士，他们从入伍第一天开始就受这种教育，“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扪心自问，他李云龙也没少这样教育战士，想到这里，他禁不住苦笑起来。他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无知的战士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毒打了他，这不难理解。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教会了他们去虐待别人，去侮辱别人？难道是敌人就可以去虐待、可以侮辱人格吗？他为此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愧疚。
他想起二十多年前他枪毙了受伤的日军俘虏，政委赵刚得知后大发雷霆，他从没见过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发过这么大的火。赵刚吼道：“咱们是人，是正规军的军人，不是野兽，不是土匪，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你这样做，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
事后，赵刚找他谈心，说过几句话，使李云龙铭心刻骨，至今不能忘怀。赵刚说：“每个正常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人性和兽性，或者也可以称为善良和邪恶，如果不善于调整自己，随时加强自我修养，那么兽性的、邪恶的东西随时都会抬头。”
李云龙懊悔地想：要是时光能倒流，他一定会拜赵刚为师，好好学学做人的道理。那时他对文化人有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经常以大老粗为荣，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多少年过去了，赵刚的智慧、宽容、深沉和人格的魅力仍使他感到神往……
马天生和黄特派员研究李云龙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李云龙这个家伙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他是那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对他的问题，从正面突破似乎是不可能了。此时需要的是迂回进攻，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他的警卫员是没什么希望了，这个吴永生是个从农村入伍的士兵，脑袋像榆木疙瘩，除了他的老首长，他谁也不认，你和他讲革命道理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于是对牛弹琴。这种人属于李云龙的死党，没什么挽救的必要了。李云龙的司机老常，马天生认为这是个老滑头，他总拿自己没文化说事，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你给他做工作，指出李云龙的罪行的严重性，老常作出一副不懂的样子，傻乎乎地问马天生：“政委，我咋听说李军长是台湾派来的特务？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不对了，咋让台湾特务当了军长呢？咱共产党挺机灵的，咋让台湾特务给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