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礼闻言，恨声说：“就是正规没有用的，我献过两次血。献一次血，直系亲属可以输两次的。可那次我父亲需要输血，当时在我们县医院看病。我拿出献血证，医生却说，不是在本地献的血，县医院的血就不能无偿给我父亲用。”
杭宗峦接口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从大学时起，每年都献血。后来也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当时是他母亲用血，医生先叫他买血，再去献血的地方报销。他信以为真，就到原先献血的那个血站，先是出示病历；谁知有了病历，又要医生证明，证明当时必须输血；证明拿到了，又要用血的发票。虽然医药费发票是全开在一起的。但我同事还是想法设法拿到了，然后血站又说那家医院的价格高了。我同事被他们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焦头烂额。但他很执著，最后终于拿到报销了，还抵不过车费和误工费呢。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献血了。”
尽管我浑身无力，但还是不解地问：“为什么每个人用血时都要买血呢？又那么贵，每年有那么多人义务献血，那些血都用到哪里去了？”
秦学礼冷笑一声：“都被卖给病人了呗，血站做的真是无本生意，白赚！我听一位曾在某个血制品公司工作过朋友说，虽然国家这几年三令五申，各省卫生厅也组织多次检查和整顿，但很大一部分采血站还是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血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业，牟取暴利，且手段越来越隐蔽。经常有一些病人、老人、残疾人等不符合采血规定的人，利用别人的身份证冒名顶替，也加入到卖血行列中。据说贵州省记录在案的有２５个单采血浆站，其中有一个县级血站是贵州省采浆量最大的，也是国内的‘第一站’，每年营业收入超过两千万，纯利润在５oo万以上。那个血站是由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兼任站长，开的都是上百万的豪华宝马轿车，个人年收入超过千万，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之一。”
杭宗峦无奈地说：“是啊，多明显的欺骗。很多事情，本来上面的政策也许是好的，但一贯彻下来，就彻底变了味，成了某些当权者谋私利的工具。”
秦学礼叹了一口气：“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掌握实权的少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丧尽天良。因些，仍然有很多人依靠卖血为生，带有艾滋病毒的血还有流淌，流进一个个健康的身体内，不时有人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或别的血液传染病，媒体的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可遗憾的是，那些卖血的人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助’，竟然连艾滋病也不知道！”
卖血！卖血！听到这熟悉的字眼，我感到浑身冰冷。曾几何时，河南、安徽等省卖血感染艾滋病成为令人尴尬的“中国特色”，而今天，这种可怕的行为仍然存在，在中国发现艾滋病二十年之后，卖血不止，国难未已，又将有多少人因为贫穷去卖血而感染艾滋病，又将有多少因疾病输血和使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新的灾难又该降临到多少人、多少家庭身上！除了那些暴富的血站站长，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呢？视而不见还是掩耳盗铃？亦或是为虎作伥？我越想越感到恐怖！
一方面是，国家为艾滋病高发区的巨额资助，高发区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而国家的这些资助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流进了地方当权者的私人钱包，致使艾滋病人及携带者穷途未路；另一方面，暂时幸免于难或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却又走着高发区当年的老路，血浆经济仍在如火如茶地开展，贫穷的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可怜的“补助”！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现在的医院和其他很多政府部门一样，占地面积越来越大，建筑物越来越庄严气派，可离普通老百姓，却是越来越远了。
经此一劫，我身心俱惫。象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我甚至不想踏出专题部半步，我害怕见到陌生人，我再也不愿意过那种半小姐性质的跑单生活了。在东莞，我就象一朵飘零的花，离开故乡的怀抱，我就没有了一株可以栖息的枝桠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啊。
现在，除了回家，我什么都不想！这个念头刚一产生，便强烈地充斥了我的整个灵魂。山水阻隔了亲人，却阻不断我对亲人的思念；岁月模糊了记忆，却抹不去我对故土的情怀！我要回家，我想妈妈和弟弟。只有亲人的爱才可以抚平我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至于那个齐怀义，至于所谓的实现自我价值，都统统见鬼去吧。
如果赵直给我结算提成的话，加上我一直舍不得动的那一万块钱，我就可以有两万五千元的存款。也许在东莞，两万五千元实在不算什么。但回四川的话，有了这两万五千元，就可以开一个小小的店，然后找一个男孩安安稳稳地嫁掉，平平淡淡过一生，我就再也不需要来东莞了。
可赵直除了给我五百元让我补补身子外，再次以没钱为由拒绝给我结算提成。赵直还是以前的赵直，可大难过后的杨海燕，再也不是那个胆小害羞的杨海燕了。人一旦被逼到墙角，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于是，我每天早早地坐在他们打电话的大厅里，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除了眼晴长时间盯着某个人外，就象一具行尸走肉。开始的时候，赵直还不断怂恿杭宗炕让我外出跑单，但我坚决拒绝了。几次过后，杭宗峦终于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