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台湾的改革完全失败，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同志拿了诺贝尔奖之后回到台湾，成为台湾非常重视的学术权威。他说台湾教育真是太差了，为什么一试定终身？这叫“一刀毙命”，不可以的，应该把美国的制度引进来。什么制度呢？你要考，就是统考，一年几次。然后还有甄选，包括写介绍信、你的社会工作、社团活动等等，同时还像美国一样建立更多更多的大学，让人人有学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到最后什么结果呢？大学多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大学招生总额超过应考人数的120，就是说，只要你考，就能上大学，7分就可以上大学。你说这是什么教育，这叫什么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李远哲这个人根本不懂教育，他完全不知道美国的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的本质是公正。表面这一套台湾都学会了，但本质没学会。那我请问你，美国的教育公正表现在哪里？2002年小布什通过一个法案，叫做《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王牧笛：我们是这么翻译的，这个翻译是有缘由的，1999年张艺谋有一个片子叫《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大洋两岸是差不多的时间，所以这样翻译。问题是10年过去了，这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一个都没有改。
郎咸平：对，我们一个都没改，但美国改得很厉害。美国这个2002年法案很复杂的，我就把它拿到我们中国来用，这个法案什么意思呢？以北京为例，假如说这个学校师资不够、设备不齐，政府就有责任把它的师资提高、补足它的设备，让它和四中是一样的。
王牧笛：北京四中。
郎咸平：对，然后如果给你三年时间，你还是没做好，那么就给这个学校的学生一个权利，所有学生都可以去上四中，可以挑自己认为好的学校，上了这个好学校之后，如果英文不达标、数学不达标、语文不达标，怎么办？国家出钱让你参加辅导班，帮你补习语文、补习英文、补习数学，这就是美国人干的事。为什么？因为它要给每一个学生一个公平的起点，每一个人必须在一样的学校、一样的师资、一样的设备等情况下茁壮成长，而不是搞重点学校，这就是美国。所以它这个2002年的计划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反讽，我请问你，我们这边做得到吗？
王牧笛：在我们这边，四中先闹腾起来了。
郎咸平：所以话说回来了，美国的高中尽量是弄成一样的。当然，纽约有一个叫史蒂文森高中，一个叫布朗士科学高中，都是非常好的学校，进这两个学校一定要考试。当初我儿子初中毕业的时候叫他去考，他考上了布朗士科学高中，他问我说要不要去念，我说念这个干嘛，那么远，每天上学花一个多小时时间，你吃饱撑着了？干脆到我们家对面去上学算了，走路5分钟就到了。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的。
王牧笛：水平也差不了多少。
郎咸平：有什么差别嘛，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的嘛。我跟你讲，我想告诉各位父母，一个小孩子的成功是靠一生的积累，不是找一个亮点，你千万不要说我逼你考上北大、逼你考上清华，然后就是成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是靠长期的积累，所以你要让小孩子对他人生的追求有兴趣，这个最重要，而不是说你叫他做什么，目前我们完全搞反了。我在念初中的时候，那是很早以前了，我们也搞重点班，老师怎么选拔的呢？就是要到他家去补习。当时我有很多原因没去补习，结果呢，我升到初三的时候就把我放到非重点班，还不只是非重点班，而是那种不升学班。
王牧笛：我小的时候就有放牛班、重点班，或者三六九等的班级。
郎咸平：我太惨了，我才14岁就被分到放牛班去了。那时候我就开始学木工，准备出来到木工厂打工去，那是我以前的生活。我特别痛恨这种制度，我想通过我的例子来告诉各位父母，我初中念过放牛班，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考上高中，然后考大学考了二本。如果说我今天混得还可以的话，我想告诉各位父母，一个人的成功是靠长期积累，你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大学的闪光点就逼迫你的孩子放弃他的人生。
王牧笛：放牛班也有春天。
闫肖锋：郎教授在14岁的时候已经种下了反叛的种子。
郎咸平：没错，我最恨的就是我们内地、港、台的教育。
闫肖锋：如果把你分到快班，说不定你变成庸庸碌碌的。
郎咸平：真的有可能。我再扯一句话，当时我在念放牛班的时候，我在19班，比较差了。然后3班有一个同学，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马学勇，长得又高又帅，全年级第一名。我经常远处看着他，羡慕得不得了。这个人一直受到学校的呵护、父母的呵护，太顺了，我去沃顿商学院念书的时候，他比我早一年去，我这一辈子是跌跌打打出来的，所以非常习惯于挫折。我事情处理得很好，可是他不行，他考博士资格考试，第一次失败，从此消沉，然后消失了，他去哪里，我都不知道了。他的抗打击能力非常差，因为他这一辈子太顺了。
王牧笛：这就跟丘成桐教的一个得意门生一样，12岁上大学，18岁拿博士，非常地天才，学习成绩特别好，后来疯了。
闫肖锋：这就是一个悖论，越是倾向于精英教育，越会培养出庸才。而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