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他们在一家西餐馆吃中饭，梁晓秀说她敲定了那栋大楼，值得喝酒庆祝一番。宋福禄则说，他还看不清那栋大楼的实际用处和价值，梁晓秀刚回来一天，就一掷千金买下那栋大楼，是不是物有所值呢？
“福禄，你不要多想了。我敢买大栋楼，我就有办法让那栋大楼生钱。10年后，那栋大楼绝不止170万，它的价值会翻倍。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是用多少钱买下来的？170万欧元。你不觉得便宜吗？其三，有了这栋大楼，我们就有了固定资产，就等于有了根据地，有了根，有了赚钱的场所。”
梁晓秀的话给宋福禄吃了定心丸。他觉得梁晓秀说得有道理。
“喝酒吧！”梁晓秀举起了酒杯。
两人举杯碰杯，一饮而尽。宋福禄好长时间没和梁晓秀喝酒了，那天感觉喝酒真好。梁晓秀说，她负责装修中餐馆，宋福禄负责装修别墅。一个是工作场所，一个是居住场所，两个工程完工后，他们就开始过有规律的生活。她似乎在暗示他们搬进别墅后，他们就可以住在一起了。宋福禄听了她的话，心里暗暗发喜。
在吃饭喝酒时，他们算了一笔账。餐馆大楼170万，别墅40万，两项房产合计210万。装修费用，别墅20万，餐馆40万，合计60万欧元。全部工程完工后，总费用为270万欧元。
他们手头原来就有600万欧元现金，梁晓秀回国期间，宋福禄又挣了26万欧元。
梁晓秀说，他们保存300万欧元，其余剩下的56万欧元都要花掉。
宋福禄问她用56万欧元干什么？她说要干的事很多，他们下午就去车行买车，她不能没有自己的车。
吃完饭，他们到了车行，梁晓秀看上了一辆宝马五系车，她选了宝石蓝色的一款车，车价5万欧元，她当时就付款了，一个星期后提货。
接下来，她让宋福禄开车来到大学附近的一家酒店，在那里她租了一个大套间，外面一间做她的办公室，里面一间是她的卧室。她租了三个月，租金为2万欧元。
她和宋福禄说，她这一阵要想大事，办大事，她就在酒店吃住，宋福禄搬到工棚住，顺便可以监督弟弟妹妹干活。
她不再想家了。很快便把父母忘得一干二净。
她当天就搬进了酒店的大套间，与繁琐的家务事暂时告告别了。
1974年梁晓秀22岁，定居法国已4年多，她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法方式无形中有了法国化的倾向；她对人生的思考显然不同于同龄的中国女人。
她还不知道她其实已无形中融入了法国社会。
4年来，她经历了很多事情，对法国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了。她认为有必要对自己在法国的4年生活做一次全面总结，梳理思想，确定未来的生活目标。
她虽然生长在乡村，但自幼喜欢读书，沉思默想；中学老师曾预言，她是一个思想型的人，长于抽象思维，如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一定会成为一个科学家。她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成绩在中学时一直排在学校第一位。她还记得那时她是课代表，经常给同学辅导数理化课程。她那时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文化大革命爆发，打碎了她的大学梦，不得不回村务农。她还记得父亲当时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这都是命啊，你就认命吧！”
命运决定她务农，当农民；命运又决定她远赴法国嫁人，嫁了一个小个子男人，和那人还生了两个儿子。她没有机会上大学，却在法国卖起了卷饼，发了财，现在又要开中餐馆赚大钱。
这就是命运？她想。
她当初到法国时朦朦胧胧，她的目的是嫁人，生儿育女，过一种温饱有余的生活。那个目标早已实现。她现在不满足于那个目标了：她对自己的婚姻耿耿于怀，认为她的婚姻不幸福，宋福禄不像她心目中的丈夫。
她心目中的丈夫应该是高大英武、仪表堂堂，风趣幽默的男人；而宋福禄则简直是一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男人。
她虽然没有找到意中人，不得不和宋福禄结婚，但她还不甘心。她想暂时忘却这段婚姻，按照自己的兴趣生活一段时间。
她要读书，要思考一些问题。她的法语越来越好，已经能阅读一些简单的读物了。她想从此经常阅读法文报纸和有意思的法文书籍，借此了解法国社会和法国人，最终成为法国问题专家。她的朋友诺阿让教授就因为懂中文，被人称为汉学家；她也可以成为法学家呀。
她必须和有学问的法国人打交道，和他们交流、探讨有关法国方面的问题。
她过去没机会上大学，但她年龄还不大，她要读一个社会大学，即通过自学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为此，她必须提高法语水平，阅读法国书报刊物，对法国社会的最新进展和成就有所了解。
这些年，她虽然一直在做工挣钱，做但私下里对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却十分留意，无形中做了一种直观研究。
她的“研究”当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直观印象和观察得出的结论。比如她在买那栋大楼时，她凭经验看出那个经理人不是最终的拍板人，她便提出要见拍板人，结果见到了洛蒙先生，以170万欧元就拿下了那栋大楼。
她认为她那才叫知识，才叫学问。她不相信书本上说的那些理论；她只相信实践，只相信眼见为实。
她日积月累，点点滴滴，凭借着滴水穿石的学习态度，对一般法国人的心理琢磨得很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