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新中国饭店定于1975年10月1日开业。
梁晓秀选折那个日子是有用意的。她和家人说，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十一”此后就成了中国的国庆节。在“十一”那天，他们在法国首都巴黎成立新中国饭店有特殊的意义。新中国是在26年前成立的，那时她还没有出生呢；如今，26年后，她在巴黎以“新中国”命名自己的饭店，感觉特别自豪与骄傲。
9月31日，梁晓秀召集家人又开了一个会，她让妹妹和妹夫先预测一下饭店的前景。
妹夫担忧地说，饭店明天要开业了，前景如何他不好预测。他不敢往好了设想，只要能有一些客人来吃饭，不论多少，他就心满意足了。他还说，在巴黎开中餐馆，最头疼的就是客源问题；有些饭馆因为客源不足，只好关门停业；有些饭馆因客源不足，勉强维持度日。他当然不希望新中国饭店关门了，但是他不敢抱多大希望。其实，他心里还有话没有说出口：你梁晓秀如果真有本事把巴黎的店开成功了，那我就彻底服你。你说过巴黎是大码头；巴黎确实是大码头，你如果能驾驭这个大码头，那才算你有大本事。他在内心深处还不相信梁晓秀有本事一炮打响，把饭店开得红红火火。梁晓秀毕竟属于外来人，她能在巴黎玩得转？
梁晓秀对妹夫的回答不满意，但没有立即说出来，她想等大家都说完了，她再说自己的看法。她让妹妹接着预测饭店的前景。
妹妹心里也没底，不知道饭店开张后会怎么样。他们之前的设想虽好，但那毕竟是设想，而不是现实。现实只能通过实践检验。妹妹暗暗想：大顺的话有道理呀，他的担忧也是有依据的。
宋福禄说，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下一步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他也没把话说完，他默默地祈祷：梁晓秀这回千万不能当着妹妹和妹夫的面失手，如果那样她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他在巴黎餐馆干了8年，深知在巴黎开店多么不容易。他堂叔那么会算计的人都把店开黄了，梁晓秀接手饭馆就能让它起死回生？他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三个人的说法都有悲观色彩，看来他们对饭店的成功都没有什么信心。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梁晓秀身上：饭店能否成功，不在他们，而在于梁晓秀；梁晓秀主张在巴黎开餐馆，而不是他们。
三个人等着梁晓秀发表看法。
梁晓秀只说了一句话：“不管怎样，天不会塌下来！”
罗大顺暗暗想：这是什么话呢？我说的是顾客和客源的问题，她怎么不提客源的事了？难道她打退堂鼓了？
梁晓玲也没搞清大姐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天是塌不下来，可是饭店总得开呀，能不能开成功呢？大姐为什么不说她的预测呢？
宋福禄则想：难道梁晓秀突然对饭店失去了信心？她是拿大主意的人，是掌舵人，她要是没信心，这个餐馆可就前途莫测了。
全家人都搞不懂梁晓秀那句话的含义，其实那句话是对他们的不满，是埋怨他们不肯动脑子的意思。她总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岂不知他们和她有着极大的区别。
梁晓秀紧接着分配了任务：明天宋福禄和罗大顺上灶炒菜，负责后厨的所有工作；她负责收银和接待工作；晓玲做服务生，给顾客端菜上酒。宋福禄干三天，然后就返回里尔。她在巴黎盯着，等饭店走上正轨后，她再离开巴黎。
妹妹和妹夫都不敢问梁晓秀，她说等饭店走上正轨后再离开巴黎回家，那要等多长时间呢？她到底在巴黎要呆多长时间？
紧锣密鼓地筹备工作终于结束，就等饭店开张了。
那一天晚上，罗大顺和梁晓玲非常紧张，巴黎餐馆要开业了，他们就担心没有顾客。两人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好做着各种猜测。
宋福禄同样紧张，餐馆如果没有客人，他们怎么办呢？经济损失是一回事，梁晓秀的面子可是大问题。梁晓秀是餐馆的定调人，餐馆没有顾客，她有直接的责任。妹妹和妹夫就会从此瞧不起她，她甚至还会成为巴黎那些中餐馆老板的笑柄。事实上，那些开中餐馆的人都在看着梁晓秀，看她有没有本事在巴黎开中餐馆。
梁晓秀悠然自地看着她的那本《欧洲游览大全》，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宋福禄几次想和她说话，她都摆手制止了他。
临睡前，宋福禄忍不住问梁晓秀如果明天饭店没有客人，她怎么办？
梁晓秀一听就火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她撂下那句话就回自己的房间了，把宋福禄凉在客厅里。宋福禄顿时愣住了：梁晓秀这是怎么了？她看起来烦躁不安，是不是没有信心了？
10月1日早晨5点钟，梁晓秀就起床叫醒了宋福禄。宋福禄问她这么早起床干什么。她说新中国饭店要开业，他们早一点赶过去。两人匆匆洗漱后，便开车来到饭店。那时还不到早晨6点钟，小玲和大顺还在睡觉。梁晓秀叫醒了他们，让他们赶紧洗漱，准备开业的事项。
6点钟，新中国饭店的牌匾挂在了门口，门口两边还挂了两个大红灯笼。梁晓秀站在大街上看了好半天，然后才走进餐馆里。她把每张餐桌又重新整理了一遍，在餐厅里左看看右看看，满意地点点头。
宋福禄问她，他们是否现在就开始准备午餐。
她说：“福禄，你和大顺现在开始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