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内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梁晓秀开始密切关注国内的经济发展；同时她和欧洲的一些经济学家探讨中国的经济走向。她的中餐馆遍布欧洲230多个国家的几百座城市，她经常走访重点餐馆，在餐馆里渐渐地结识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几位和她成了好朋友。
她很在意那些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评价，认为他们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中国经济形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她开始和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贝兰德是她看好的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在她看来，以对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的了解而论，他在法国无疑是佼佼者。贝兰德是巴黎律师，担任法国-中国经济贸易委员会主席。年龄50开外的贝兰德德思维敏捷、充满活力，对中国的了解远在一般法国人人之上，甚至超过法国的汉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贝兰德就撰写了一本有关中国贸易法的书，在西欧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与中国接触，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他不仅熟知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还能从法律层面解读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更令梁晓秀感到惊奇的是，他还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宏观政策把握准确，解读清晰，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有时暗自思索：自己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与贝兰德相比，她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的把握自叹不如。
法中经贸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有1500多个会员，专门从事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合作活动。作为法中经贸委员会主席，贝兰德把这个组织搞得有声有色，在法国经贸领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一次他对梁晓秀说，法中经贸委员会的会员涵盖了法国众多重要的经贸行业和重要企业的领军人物。
贝兰德以专业律师的思维方式和视角打造他领导的这个组织。他每年在巴黎组织30多场活动，梁晓秀在巴黎参加过很多次他组织的有关法中经贸关系的活动。他组织的专题讲座活动很有特点：每场活动只研讨一二个热点问题或重要问题，针对性非常强。每次研讨会，都有专家或政府高官作为主讲人就某个问题发表演讲，然后由听众提出问题，主讲人再解答。他的这种专题式研讨活动，表面看来似乎内容过窄、研讨不够深入，但是经过日积月累的研讨，梁晓秀发现这种研讨活动对听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反而能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贝兰德经常邀请法国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在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们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他们的分析与预测虽然并不十分到位，但也并非不靠谱。梁晓秀觉得挺受启发：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而能发现一些人们忽略的问题。
有一次，参加完贝兰德的活动，梁晓秀对德维特说，他采取的那种方法，在中国有一种比喻，叫“滴水穿石”。贝兰德说他只能采取那种办法，因为中法两国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体制、价值取向有极大区别，双方的沟通、理解、交流存在一定障碍；而他就是要想法设法清除这些障碍，为双方经贸人士提供一个能够自由交流的平台和有效的活动空间。
他说的有道理：他组织的活动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为法国的经贸人士提供了交流信息、探讨问题的机会。每次活动开始前，到场人员都喝着咖啡，品着红酒相互交换名片，交换看法，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下，交朋友，谈生意，无形中收到了或多或少的预期效果。
贝兰德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律师。有一次他和梁晓秀聊天时说了一番话，给梁晓秀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国人是否知道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你们这种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极大的优势：你们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出伟大的事业。这在法国、在欧洲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梁晓秀接过他的话说，她很想听一听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后说：“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发表对中国经济的见解。中国人非常聪明，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胸有成竹，他们很清楚中国的发展方向。此外，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深度肯定超过欧洲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理解的深度。”
梁晓秀认为，以贝兰德对中国的了解，他完全可以发表长篇大论，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也许谦卑的特点在他身上起到了制约作用？相比之下，欧洲所谓的中国通，只要谈到中国问题，一般都会夸夸奇谈，发表一大堆议论；而那些议论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甚至还会犯低级错误。例如，奥地利的一位经济学博士在2010年还在说“10亿中国人”，殊不知中国人口是13亿。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居然说，中国持有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实际准确数字为一万多亿美元。这样一位欧洲一流学者在撰写研究报告时也太不严肃了吧？所以，梁晓秀对欧洲的学者、经济学家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或研究报告一般都会打一个问号。
但是对贝兰德她则高看一眼，因为他从来不会随便发表议论。
克莱斯特是梁晓秀结交的一位德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