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海霞倒来了水，颤悠悠地端过来。
我左手边病床上躺着的男人翻了个身看着我，刚才他一直在咳嗽。
“喝吧。”毕海霞说。
我喝了几口，感觉头撕裂的疼，我不由叫出了声。
“小声点，忍一忍吧。”毕海霞说。
“他这个忍不了，头开了个窟窿，肯定疼，赶紧喊医生吧！”躺在病床上的男子一边说一边咳嗽。
一个护士进来，拿着新输液瓶，她把已经快打完的吊瓶换了下来。
“他看上去受不了了。”毕海霞说。
“忍忍吧，你最好陪他说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护士说。
“好吧。”毕海霞摇了摇头。
“兄弟，看上去你这病不轻啊？”这个病人问。
“不轻？不轻？”我看着毕海霞说。
“他的头被车撞了后，以前的事都想不起来了。”毕海霞说。
“是吗？这挺有意思的。”男病人说。
“还有意思？我这头都大了，你什么病？”毕海霞说。
“张谨！打针！”一个护士走到男病人跟前。
“嗨，我就是肺不好，医生说肺部有阴影，怎么又打针呢？”这个叫张谨的男人说。
我咽了口唾沫，感觉好了一点。
“还喝吗？”毕海霞问。
我摇了摇头。
“你多大了，你知道吗？”毕海霞说。
我又摇了摇头。
“医生说你看上去有三十多岁，他们在你床头的名字下面写的是32岁，不过，我以前见过你，你应该和我差不多大。”毕海霞说。
“那你多大？”张谨趴在床上把头扭过来。
“我？二十八九岁，还不到三十。”毕海霞说。
我看着床头这位女孩，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你，你是谁？”
“我叫毕海霞，我给你说过两遍了啊，一个星期前，你想想，我们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你的钱包丢了，我提醒你，然后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给你说了，然后我就下车了，你想想？仔细想想。”毕海霞着急地说。
我摇了摇头。
“我再问问你，你多大了？”毕海霞说。
我扭头看着床头上的标签。
“记住了，你32岁，嗯，我就当你30岁吧，我再问你，你刚才喝水了吗？”毕海霞问。
我点了点头。
“刚才有个医生给你说话你记着吗？脖子，不，他喉咙，不，喉结上面有一撮黑毛？”毕海霞问。
我又点了点头。
“看来你撞车以后有记忆了，杨上迁！这名字怪怪的，杨上迁，你记住了，你在凤凰山下被车撞了，我路过，我本来不路过那里的，不说这个了，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来的，你现在已经在医院三天了，第一天动了手术，第二天你昏昏迷迷的，我给你垫了五千块钱医药费，五千，当然我给你熬粥，还有在单位请假被扣的工资，路费，我就不跟你算了，全当我捐了，等找到你的家人，这五千块钱你得想着还给我，记住了吗？”毕海霞说。
“记住了，吗？”我说。
“唉！我是问你记住了吗，我得走了，我还要去一趟派出所。”毕海霞说。
我混混沉沉的睡去了。
我醒来的时候，看到床前站了几个人，床头站着贾医生和毕海霞。
我冲着毕海霞微笑着。
“你醒来了！这是电视台的记者，给你拍拍照，这样就会找到你的家人。”贾医生微笑着，他喉结上的那撮黑毛晃动着。
“贾医生，他这头上的绷带会有影响，他的脸上还有疤痕，会打折扣的。”一个靓丽的女人说。
“绷带要过些天才能取，先给他拍吧，赶紧放你们电视台播一下。”贾医生说。
“好吧，开始录吧！”一个留着胡子的男子说。
那个靓丽的女子坐在我的床边，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扭头看着床头的标签。
“拍床头这个标签，杨上迁，32岁。”留胡子的男人指挥着抗摄影机的男子。
他们对着我的脸拍了几分钟后，然后收拾东西走了。
“能找到他的家人吗？”毕海霞问。
“应该可以吧！”贾医生说。
“奇怪，派出所的警察说，本市只有两个叫杨上迁的，一个八十多岁了，一个只有五岁，如果他不是本市的，那怎么找？”毕海霞说。
“你说你以前在公交车上认识他，他应该在本市上班，他是做什么职业的？”贾医生说。
“什么职业？我不知道，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毕海霞说。
“他拿什么包？还有拿的是什么手机？穿着怎么样？”贾医生说。
“没注意，感觉很普通啊。”毕海霞说。
“嗯！他坐公交车说明他收入不会很高，应该是工薪阶层。”贾医生说。
“应该是吧，贾医生，如果电视台播后，还是找不到他的家人怎么办？”毕海霞说。
“那这就有点麻烦，这要请示领导了。”贾医生说。
“贾医生，你能不能跟你们领导说说，把我垫的那5000块钱还给我？”毕海霞说。
“这事要经过院长同意，不过，我们院长去国外考察去了。”贾医生说。
“副院长呢？”毕海霞问。
“副院长也去了。”贾医生说。
“你们医院有几个副院长？”毕海霞说。
“有三个。”
“三个都去了？”毕海霞问。
“去了两个，有一个在家休养，前两天因为医疗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