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朔的回复
金庸
内地作家王朔撰写了一篇《我看金庸》的文章，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中国青年报》刊出，他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做出了强烈抨击，直指金庸小说“不入流”，并称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是“四大俗”。由于王朔和金庸同为当代著名作家，该文发表后，借着网络传播，立刻在全国造成轰动，并引起广大“金迷”的同声讨伐。十一月四日，金庸致函上海《文汇报》，对《我看金庸》引发的轩然大波正式表态，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为题刊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特别邀请金庸对此事做全面回应。全文如下：
——编者
关于王朔先生《我看金庸》一文，我已应上海《文汇报》的要求而做出了回应，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但《明报月刊》编者一定要我再写一篇短文。我和王朔先生素不相识，并无私人恩怨，我在公开场合中曾对他的作品表示好评，他之所以这样苛刻地对我攻击，相信是由于我们两个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观点等看法有根本差异。我们两个人的个性、生活环境、经历、求学与写作、工作的过程、结交的朋友等完全不同，是两条永远难以相交的平行线。世界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足为奇。我们两个人都写小说，如有可能，最好能多了解一下对方，虽然困难，也未必不值得。
王先生之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他那篇文章中开头就说：“金庸的作品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八十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唯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他认为金庸文字之所以不行，由于他是浙江人而又住在说广东话的香港：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用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是处。
王朔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行，我自己也觉得不够精练，还可以写得好一些，更生动一些。不过运用语言文字，是靠天分的，《红楼梦》那样漂亮活泼的白话文，我就写不出来，没有这样的才能，单凭努力没有用，不过单说金庸不行，已经够了，不必牵涉到所有的浙江人，远的不提，从近代说，浙江人写文章好的似乎不少。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袁子才、龚自珍，都是浙江人；再迟一点，章太炎、俞曲园、王国维、孙诒让，也都是浙江人。他们的文章真可说得上冠冕当世。他们不写白话文，那不错。不过，白话文写得好的浙江人，好像也不少。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蔡元培是绍兴人，郁达夫是富阳人，茅盾是桐乡人，俞平伯是德清人，徐志摩是海宁人，夏衍是杭州人，都是浙江人；巴金先生出生于成都，但祖籍是浙江嘉兴。这些都是白话文挺精彩的一流作家吧。
台湾的白先勇、余光中，我觉得文字秀雅清丽。香港作家中文极好的着实不少，许地山文笔空灵，当代作家中罕有其匹。端木蕻良在香港写《科尔沁前史》。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后，径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张爱玲、叶灵凤、刘以鬯等也都在香港写过不少好文章。他们是外省作家，那不错，但香港的广东作家也着实有不少传世力作，例如，黄谷柳的《虾球传》、侣伦的《穷巷》、西西的《我城》等；还有诗人舒巷城、戴天等人；好的散文作家更多，如董桥、刘绍铭等。
我建议王朔先生不妨读一读刘登翰先生编著的《香港文学史》，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识。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评意见，予我教益甚多。我诚恳接受下列指教：情节巧合太多；有些内容过于离奇，不合乎情理；有些描写或发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对话不够生活化，有些太过文言腔调；人物性格前后太过统一，缺乏变化或发展；对固有文化和旧的传统有过多美化及留恋；现代化的人文精神颇嫌不足；有些情节与人物出于迎合读者的动机，艺术性不够。（下里巴人！）这些缺点，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气再写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说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我终生心向往之的目标，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这是今后要好好思索的事。这里诚意感谢各位批评者的帮助。
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
最近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听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陶德麟先生发言，抨击许多人用汉字写外国式的句子与文章，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作者，浙江人甚多，不见得由于说浙江话而写不来文章。《三国演义》作者罗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