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她摆手道：“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好不好？”
她不住地笑，“我觉得吧，现在的官员习惯于说说假话，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都相信那些假话了。这叫自我麻醉。”
我问她道：“管医生，你是不是对我们国内的环境很不满意？既然这样，那你当时干嘛要回来呢？”
她说道：“像我这样水平的人，在国外也不好混，还不如回国来发展。这也是我们很多海归的想法。更何况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我什么时候想回来都行。冯市长，你不会因为我在你面前讲实话就不高兴吧？”
我笑道：“怎么会呢？其实吧，我倒是蛮喜欢听你讲实话的，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也和你一样。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状态，从灵魂上到行动上都很自由。只不过现在我不可以像这样了。其实作为从政者来讲，不管是在我们国家，就是在西方任何的国家都是这样，都是不可以随便乱讲话的，这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你说是吧？”
她点头，“这倒是。”
我笑着说道：“所以，你前面的那些说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就是美国的总统，他也得为自己发动的战争找到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有些东西孤立起来去看，政治的问题很复杂，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她笑道：“好像你说得真的还很有些道理。”
我笑道：“不是真的有些道理，而是本来就是这样。管医生，李敖有句话你听说过吗？他说，政治比妓女的阴dao还肮脏。他的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也说出了一部分事实。政治这东西就是这样，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看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把我们国家与外国完全地割裂开来，只去看我们国家的问题，而不去想想其实国外的情况也差不多，甚至在很多地方还不如我们国家的情况。这样就不对了。呵呵！
管医生，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只不过我觉得你也和很多人一样，看问题不那么可观罢了。而且有时候我自己也一样有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不管是你还是我，以及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都是因为希望自己的国家好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不满意，所以才会发那么多的闹骚。你说是吧？”
她笑道：“冯市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点：为什么你可以当市长而我不可以。嘻嘻！你的口才确实很好，我说不过你。不过冯市长，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问题：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以至于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国家不是朝廷和政府，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冯市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诧异地问她道：“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吗？”
她回答道：“当然。他的原话是：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
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而且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也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
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我点头道：“对呀，我觉得陈独秀的话说得很对。国家的功能，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而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政府就做得很不错，所以爱国与爱政府应该是一样的。”
她看着我，笑道：“冯市长，政府做得好不好不应该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吧？”
我回答道：“在我们国家的政府面前，我也是一个老百姓，如果让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做得真的不错了。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经济如此的落后，但是我们能发展到如今这样的程度，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当然，我们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但是不能因此而抹杀了我们国家政府的功绩。你说是吧？”
她回答道：“我认同你的说法。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还应该，而且也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呢？我认为还是政府的问题，这也是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
我急忙地道：“管医生，我们不要谈这么敏感的政治问题了好不好？这些问题都不是你我能够解决的。你是医生，我是官员，我们只需要好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前面我也讲过了，政治的问题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