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追溯到六十年代中期，京剧团里接了上面的任务，要编一出红色样板戏。那个年代，样板戏是政治任务，能被分配编排样板戏，是京剧团无上的荣耀。于是京剧团抽调精兵强将，开始搞剧本创作。而胡安北自然是创作班子的骨干。
胡安北花了一年的时间，对戏里的原型人物、故事发生的环境场景做了全面细致的考察，笔记做了十几本，创作又用了大半年，拿出的本子得到团里的一致好评。
但很快，文革领导小组全面介入了样板戏创作演出。胡安北的本子报上去后，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本来，胡安北对红色样板戏抱有非常高的期待，毕竟样板戏刚刚出现时，编演的理念与胡安北戏剧创新的想法很一致。比如，题材上选择更多贴近时代生活的内容，借鉴其他戏种，如歌剧、舞剧、交响乐的表现方式和伴奏方式，还有对舞美布景的全新电影化的设计。
就本子的事胡安北与文革领导小组进行了几次的恳谈交流，结果却让胡安北如同冷水灌顶，心凉了半截。文革领导小组需要突出英雄人物，他们认为胡安北的创作，主角的英雄色彩不够鲜明，里面有很多彷徨、矛盾的思想过程的刻画，这些必须统统删掉，英雄嘛，从他出生就应该是根正苗红的，他的革命意志天生应该是无比坚定的。
还有那些反面人物，不够坏，不够猥琐，怎么能衬托英雄形象的高大？必须改，给英雄人物加戏，没有事迹没关系，编啊，再把别人的事儿安在他的头上。还有唱腔对白都要改，要更白话，要老百姓都能听明白。
文革领导小组专门安排了一个人到剧团，指导本子的思想导向。这个人叫徐天红，工人造反派出身，对京剧一窍不通，更别说剧本创作了。可恰恰徐天红是个极度自负的人，一切必须按照他的想法来编，这已经不是戏剧服务于政治的问题，而变成了服务于他自己的喜好。
胡安北在创作上非常的固执，他本来就很反感将人物脸谱化，现在还要他为主角编造一些不存在的事迹，这是他完全无法接受的。胡安北和徐天红从第一次交流剧本，就开始不停地争吵，不到半小时就不欢而散。而最初，团里的领导认为只是创作上的争执，大家统一了思想，问题也就解决了。但很快就发现，这种争执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
徐天红是个内心阴暗的人，几次争吵，他在专业上的短板被无限放大，面子上很过不去，他想不通，在一切以政治挂帅的时代，怎么会有胡安北这样的死硬分子抱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不放？不把他那套腐朽反动的创作思想斗倒，他永远无法在京剧团立威。
徐天红暂时搁置了争论，开始暗地里收集胡安北的黑材料。团里领导意识到了风暴来临前的寂静，连忙找胡安北做工作，只不过是一出戏而已，有什么必要和文革领导小组派来的同志针锋相对呢？无非是编造一些情节和故事，现在又有哪些样板戏不是编出来的？但不论团里领导怎么开导胡安北，他依旧倔得像头驴，不发一言，对改剧本的事儿碰也不碰。团里领导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胡安北不服从上级领导的罪名还是轻的，上纲上线的话，他这就是破坏革命文化创作，哪还有好果子吃？
果然，一个月过去，在徐天红的上蹿下跳后，上面派来了专案组，专门调查胡安北的事。这一查，胡家早年给满清王爷、给反动军阀，给国民党要员都唱过堂会，直接一个反动余毒的帽子就扣了下来。胡安北的曾祖父、祖父都做过戏班的班主，那就是剥削演员的资本家，胡安北上学时和流亡香港的京剧大家，也是胡家的故交曾老先生有过书信往来，请教过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这就被归为通敌特务。
历时两个月的调查，不但是胡安北，连他的父亲，两个哥哥都受了牵连，但好在胡家与中央一位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干部是生死之交，在他的多方奔走之下，胡家还没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但胡安北被京剧团除名，下放到了江西，关了牛棚，劳动改造。
胡安北在江西偏远的山区里，整整呆了十年。彭玉书并不知道这十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但可以想象，一个京剧演员，曾经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创作和演出上，一夜之间，再没有舞台，再没有观众，就是自己偷偷唱上两句，被人发现也要挨次批斗，自此，与理想与追求天各一方，这样的十年，也一定是炼狱般的十年。
彭玉书再次见到胡安北，已经是一九七八年底。他的平反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毕竟那个时候，平反回京的人太多了。但彭玉书诧异的是，胡安北回了剧团之后，只是负责团里的道具服装，并没有再登台表演。
一次聚会吃饭时，彭玉书才发现，胡安北的嗓子变得异常沙哑，说不上几句整话就咳嗽个不停，和原来胡安北浑厚的声音判若两人。为了保护嗓子，京剧演员一般都烟酒不沾，胡安北原来也是如此。但这次回来，胡安北学会了抽烟，而且烟瘾极大，坐在饭桌旁就开始抽，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一包烟就见了底。酒也是，而且只爱喝高度的烧酒，一次至少半斤。
彭玉书一问之下才知道，胡安北在江西劳动时，生活的极苦。那里是一片丘陵陡坡，开不出多少平地种粮，还要自己从山下挑水上去灌溉。遇到天灾时，收不上多少粮食。到春天时，他们这些臭老九的口粮都会被生产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