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元旦的休假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将要迎接的是期末考试和最后的一次会考。
老k事情在学校里边很快就传开了。做为四班的学生，我们受到全校人的追问。
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得到别人重视，重视人的本身。可是，死的人倘若真的有灵魂依旧存在，他看到这些的时候，是高兴呢，还是悲哀？
期末考试排了全班35名，这也是我入学时在全班的成绩。五个学期以来，我有过第七名的骄傲，也有过第四十六的狼狈，如今是原地不动。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这个学校参加几次考试，还会在这个班级听到几次有自己排名的考试成绩。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次，也该算是一种善始善终吧。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这三年来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所有的幸福一笑而过，所有的痛苦一哭而散，最后留下的自己一无所获。
这就是我的命运。
会考之后，灾难再次降临。
一天，我钻进被窝，疑神疑鬼的摸着自己的肚皮。我的肚皮承受了我大部分的伤痛，有两处共计十九针的刀口，还有曾经被玉米粥灼过的大面积伤疤。
自从手术之后，我就有了摸肚皮的习惯。至于原因，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摸到什么。这次，我在刀口的地方又触到一个硬梆梆的东西。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第二天的下午，我就去医院做彩超。结果无功而返，因为吃了饭。
第三天早晨，我又去医院，遇到的是医院的一个外聘专家。这位女专家大约五六十岁，个子不高，头发盘了起来，操着一口江浙口音。她给我检查的很仔细，用了二十多分钟。探头在肚子上，脖子上转来转去，所到之处带着造影剂，哇凉哇凉的。
彩超的结果是：腹膜后腹主动脉周围可见数个肿大的淋巴结，最大的约为27x32毫米。
这个结果让我失魂落魄。我越来越确信自己得的是癌症，而不是家人告诉我说的仅仅是一个或许还要再长出来的良性瘤而已。
家人也变得慌张。妈一连三天守在肿瘤医院，为了见到忙得分身无术，最后不得不隐身的院长。老吴头对他的这个领导也是难得一见，只是知道他在哈尔滨。
机会终于来了，老吴头兴奋的从办公室中跑出来，身上披着随手拿来的崔老师的女式大衣。他对等在走廊里的妈一挥手，说：“快走！岂凡院长在外二呢，我们去堵他。”
我只知道妈见到院长很不容易，至于院长说了些什么，妈吞吞吐吐，只是说建议我们去北京，并且已经让老舅从一个票贩子手里拿到次日t72次列车的火车票。
我说：“妈，你别骗我了。我们还是别把谜底揭开了。”说这话时，似乎我一切都明白了，其实当时我一点底也没有，既高度的怀疑自己，有希望我的怀疑是错误的。
妈说：“谜底早晚都会被揭。”
我冲妈大叫说：“如果北京不能治好，难道你还带我去东京吗？”
妈哭了，“如果需要去东京，那咱就去。”
我也哭了。我想自己真不是东西，压抑的时候总是找家人发泄叫喊，像畜生一样。我怎么从来没想过，其实爸妈的压力，或许要比我还大。
2．
火车启动了。妈和爸被丢在了硬座车厢。由于是春运前后，我们走的又那么匆忙，火车票实在难搞，只弄到一张卧铺票。所以说，妈和爸是坐火车去的北京，名副其实。
我躺在铺位上，两只眼睛麻木不仁的盯着列车上的电视。荧屏里播放的是灌录下来的央视相声大赛颁奖晚会。那帮说段子的家伙一个个张牙舞爪的表演着，不时引起会场里的人哄堂大笑。可我没有笑，只是在看，至于看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车在铁路上运行了一晚，次日清晨到达北京，那时候路灯还没有息。
在车站里边花五元钱买一张北京地图，出来后有点后悔。外边一张盗版的才两元。
出了站口，一股浑大凝重的气氛立刻扑面而来。北京的道路宽阔，建筑物规模宏大，让置身其中的人感觉到自己是多么渺小。站前人流车流如潮水般蹿动，等车的接站的做买卖的，大家各行其是，又互相缠绕在一起。缺了谁似乎都无所谓，可真缺了谁广场的秩序就会打破。
一切都让我们感到陌生和茫然，不知道自己将要到达首都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首都的什么地方属于我们。爸看看地图，北京的医院数不胜数。我们指着城南的一家“肿瘤医院”问一个警察那是不是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警察很热情，就是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说当地得癌症的都去那个医院，至于到底归哪里管，不知道。
爸最后的决定很有戏剧性，他建议先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并且是步行，“不就是四五站地么”。
戏剧性的决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实在错误估计了首都的宏大，以为还像在哈尔滨一样，四五站地走上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在长安街上一步步的走，有时候走到道口，才发现得去找过街的天桥或者隧道。这和哈尔滨也是不一样的。在哈尔滨的承德广场，有一座聚兴桥，横跨两条主要道路，可是桥上就是鲜有行人，偶尔上去了两个，也肯定是一男一女找地方亲嘴的。
到了天安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国旗早已经升完。
中国人从小就知道我爱北京天安门，稍稍长大一点，就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