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了这个王道士，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高中课本当中的那个《道士塔》散文。
当时读完那篇散文后，高鸿升也很痛心，痛恨那个蠢笨的王道士将中国的瑰宝，藏经洞中的那些古代文献资料卖给了外国人，痛恨他破坏洞窟内那些精美壁画跟佛像的事情，更是恨他没有将这些瑰宝保护好。
可是看着手中的这些资料，他真是对这个王道士连一点点责怪的心思都没有了，反而对他充满了同情，一个被一篇文章极度丑化了的文物保护者。
王道士是什么人？一个失地的农民，一个流民，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盲流，一个为了能够混口饭吃而不得不假装加入道门的假道士。
在那个十分愚昧封闭的社会中，一个愚昧无知农民他能懂多少，他能知道那些洞窟中的精美壁画是无价的珍宝吗？他能知道藏经洞内的那些文献资料是中国的国宝吗？
其实我们真应该感谢他，感谢他没将莫高窟洞窟里面的精美壁画都给你铲平了，没有将藏经洞内的那些文献资料给你付之一炬，没有将莫高窟的那些洞窟变成养猪场，变成羊圈、牛棚。
一个一贫如洗的穷道士，在没有任何政府支助的情况下，天天跋涉在大漠风沙当中，四处化缘，将乞讨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莫高窟的修复上面。
单单是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要不是有一份虔诚的敬仰之心，你能办到吗？
对于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敲掉了好几个佛像，我只能恨恨的骂句，这个傻草的。
因为他不懂，他无知，对一个这样的人你能说什么？责怪一个一点点文物保护知识都不懂的人吗？
他的当时的行为就好像一个老农在自家地里挖出一个古老的陶罐，然后他嫌弃那东西耽误他种庄稼，一锄头就把它敲碎了事，你能责怪他吗？
可我们的一代艺术大师张大千哪？他不是懵懵懂懂的流民，他应该懂得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吧，更是应该懂得如何保护文物是不是，他可是那个时代文化人的代表！
可是他干了什么？张大千两次赴莫高窟临摹壁画，在临摹的时候，经常将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来一睹里面的早期壁画。
今天的第一百三十号洞窟就留下了他的罪证，他先是剥去了第一层的西夏壁画，跟着又剥去了第二层的晚唐壁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下层的盛唐壁画。
最最可恶的是，他剥掉壁画的时候，就好像剥去他家的旧墙皮一样，没有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同样就跟我们粉刷旧房子前一样，将那些精美的西夏跟晚唐时期的壁画扒下来随手丢弃，而最底层的盛唐壁画也被后绘者划的面目全非。
被他毁掉的那些壁画在莫高窟总共有三十多处，可我们怎么了，我们说什么了？
没有，仅仅是一句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就结束了。
可张大千是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到的莫高窟，他没有文物保护意识，你难道要求一个清末的半文盲农民有文物保护意识？
难道就因为他是农民，一个小人物，你就把屎盆子给人家扣上吗？
至于那个王道士盗卖藏经洞内文物的问题，让我们看看后面他从发现藏经洞，到后来那些文献的遭遇我们就知道了。
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人当成一回事，竟然连外国人都不如，自己的宝贝不知道珍藏视如草芥，你还能责怪王道士吗？
我们再看看剩余的经书在清政府的遭遇吧，在运往北京的一路之上，再一次遭遇洗劫，沿途的官们，雁过拔毛，走一路丢一路，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更将那些文物视为己物，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物运回家中，把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把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充数交差。
这也是高鸿升刚回济南时，看到的那假经卷的由来。
对比这样的一个腐败政府，你要如何能恨下心来，怪罪一个同时期的假道士呐！同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比起来，我们的淳朴的王道士简直都可以称之为圣人了。
他可是没有隐藏那怕是一卷经卷，更是没有将变卖的经卷的收入据为己有，而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到了莫高窟的维护当中。
十多年前，任继愈老先生（当代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不久前刚去世）在一篇文章中曾评论过“敦煌遗书”被盗事件：“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这才是对于敦煌那些文献资料被盗事件，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最客观的评价。
站在王道士的弟子们为他修的最高最大的塔前，看着那碑文上赫然写着的“功垂百世”四个大字，高鸿升深深的给这为“农民”鞠了一躬，感谢他对敦煌莫高窟的贡献。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美丽的敦煌》中专文介绍了王圆篆的生平与事迹，认为他“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肯定，他当的起那四个大字“功垂百世”。
让我们不要受那些片面的文章的诱导，让我们能够正视这个在那篇文章中被唾骂的“敦煌石窟的罪人”、一个国家民族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公正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