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上猴光出版社出版由马文森主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的一书正式打响了清算“文化汉奸”的战争，张爱玲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潘柳黛谭正壁等16位作家名列其上，书中例举了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强烈指责张爱玲在《杂志》《新中国报》《天地》《古今》《苦竹》等“汉奸”杂志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例如1945年7月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的亲日活动，更为严重的是说她出席了日本人1944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这一次，她不想再沉默了v爱玲在自己的《传奇增订本》里的序言里表示了自己的立超写了较为直白有力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序言来为自己辩白，这个辩白就是山河出版社龚之方为她重新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v爱玲在序言里写道：
“我自己从来没想需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乘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谨辞v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我的名字去掉”
这“莫名其妙”用得很好，至少说明了两点，一点张爱玲主观上想以此表明文化汉奸强加于她简直就是“莫须有”；二是她对人们给她带的这点帽子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照她想来，“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而日本人主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自己也没有参加
对于这些，张爱玲似乎都不懂，张爱玲在《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白，在这篇序言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张爱玲还辩白道：
“至于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到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擎不到我是否有汉奸的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情本来就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
这里明显地反映了张爱玲对政治是幼稚的，似乎“觉悟”不是很高至于与胡兰成结为夫妻，张爱玲认为那是个人的私生活，牵扯不到我是否汉奸嫌疑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真的是一个政治幼儿
张爱玲以个人私生活不容侵犯为挡箭牌来抵挡众人对她的指责是可笑的私生活进入公众的视野，往低里说是公众人物为成为公众人物所必做的牺牲，往高里说是公众人物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不仅应当满足大众趣味娱乐心理要求，而且从公众人物对社会的影响面考虑，作为最能反映个人品行的私生活，也应当接受社会的监督与评判♀就是张爱玲幼稚的悲剧
关于“文化汉奸”，张爱玲认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日伪政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给张爱玲发来邀请，她辞谢了，但是报纸上发表的出席人的名单中未将她删去所以，照张爱玲自己如此推来，把她列为“文化汉奸”，是不是与此事有关？不是诬陷，就是误解
张爱玲继续在自己的序言里《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辩白说：
“我所以一直缄默着‖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我的《传奇增订本》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言，反正只要读者知道就行了……”云云
张爱玲在她重新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出版发行的时候，在序言里，她为自己讲的这些话，为自己的“文化汉奸”做了辩白（这是不是受了苏青为自己辩白的影响，还有受了潘柳黛为自己辩白的影响我想这些因素都有）
其实这里她已经懒得再说什么当风暴来临，飞沙走石，歪批错评当然不会少v爱玲即怀着敌对的情绪，想从中找出一些不实所之词来反驳当然不是难事但既然抱着私生活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为何不就以此为由一言以蔽之？那样岂不省力又省心？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心并非真的无懈可击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多半也就并不真的坚硬有力
张爱玲在这篇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辩解文中没有就她在日伪时期参加的日伪组织的文化活动以及自己为日伪报刊杂志卖文卖字的活跃行径加以辩解，而那些其实就是她受人诟骂的原因之一
比如：我们知道的她多次亮相日伪报刊组织的活动，什么座谈会茶会纳凉会聚谈会，张爱玲又是这些活动的主要人物或是中心人物，活动后日伪的宣传着墨极多，从张爱玲的身材到衣着，从张爱玲的情绪到态度，从张爱玲的发言内容，到张爱玲的谈吐优雅，当局日伪的文化宣传都描绘的细致生动；何况参加的人员有日本影星李香兰日本文化官员松本以及川喜多长政等等虽然单以参加这类活动并不能就定下汉奸罪，但张爱玲时常悠然自得或花枝招展地出现在各种活动以及日伪那群人中，给在日伪统治下小心而艰难度日的老百姓的印象当然不会好遭到谩骂是自然的事情了，无可厚非
在这场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