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十月，出使西域的使者回到长安，带回了戒日王献给大唐的贡品和鸠摩罗王对传译《道德经》的请求。
自从贞观十五年春天，玄奘大师在曲女城大会上名震五印之后，印度各国纷纷派遣使者与大唐修好。同年冬天，戒日王的四名使者首先到达长安，带来了摩揭陀帝国向大唐天可汗的致敬。太宗随即命云骑尉梁怀璥出使西域，回访戒日王。及到之日，戒日王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从来未有。”戒日王于是率群臣出城迎接，面向东方拜受诏书，然后顶戴回宫。之后，戒日王再遣使者随梁怀璥入朝。贞观十六年，乌仗那国的使者也到达长安，向唐太宗献上龙脑香等贡品。此后，印度各邦国的使者也陆续到达长安。
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太宗令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连同画工宋法智等二十人组成使团，送天竺使节返国。他们经文成公主进藏时开辟的唐蕃驿道和尼婆罗赤尊公主进藏的吐蕃尼婆罗道进入印度，于同年十二月抵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的王舍城。此时，五印盟主戒日王已将中印度二十多个小国统一成摩揭陀帝国，原各国辙国设邦，原国王均封为邦主。
当李义表率领使团来到曲女城时，曲女城的民众皆倾城而出，他们在道上焚香散花，欢迎天可汗的使者。戒日王与众大臣也出城迎接，把大唐使节迎入宫中，接受了绫帛等唐朝国礼，再献上火珠、郁金香和菩提树等礼品。
拜会完戒日王之后，大唐使节历游五印各地，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礼拜灵鹫山圣迹，并于山中勒铭留念；二月，又依大唐礼制，在菩提迦耶的大菩提寺立碑记念，菩提寺僧人召石蜜匠二人、僧八人随使者同往大唐，将印度制糖的技术传入东土；在吠舍厘邦，李义表与王玄策参拜了维摩诘居士的积石神舍故迹，王玄策以笏量之，石室止有一丈见方，故以“方丈”称之，而“方丈”一名便由此而来。
当李义表和王玄策到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回访时，发现这里自从玄奘大师传下《三身论》后，佛教大兴，而其他宗教也同样兴盛。于是王玄策对鸠摩罗王说，在佛陀成道之前，摩诃震旦的圣人正以无为而治的清虚大道教化东土众生，其经典名为《道德经》，此经如果传到迦摩缕波国的话，这里的人民必定也会信奉的。鸠摩罗王于是向大唐使者求请老子像和传译《道德经》。
贞观二十年十月，李义表等人由天竺返唐，向太宗呈上戒日王所献的火珠、郁金香、菩提树以及各国的贡品，并奏称东天竺迦摩缕波国鸠摩罗王求请老子像及《道德经》译文；又奏天竺圣僧马鸣所造《大乘起信论》已在天竺失传，中天竺摩诃菩提寺诸僧思承其本，请求译唐为梵，以布流于天竺。
太宗闻奏，即敕令弘福译场将《道德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并请玄奘大师将中书省发往西域诸国的文书译成梵文，以显大唐文采。
接到皇上的敕令后，玄奘想起了精通老庄道学的堂兄长捷法师。在取经回来建立译场之初，玄奘也曾派人往蜀地寻访长捷，但打听之下，得知长捷于武德年间离蜀游于江南，之后便不知所终。而在弘福寺译场的诸大德中，除辩机精于道法外，其他大德对道家玄理并不尽悉，加上武德年间引起的佛、道之争，贞观十年“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诏令的颁行，更使诸佛门大德对道家成见更深，而道宣律师等人更是极力反对将《道德经》译成梵文。
玄奘明白太宗敕令弘福寺翻译《道德经》的用意，此举对调和佛道之争起到缓解的作用，是太宗“三教调合”政策的重要一步。当时，传统的儒教一直被奉为国教，而道教祖师姓李，故被李唐皇室视为本家，唯佛教是外来文化，极易受到本土文化的排拆。而太宗对取经和译事的大力支持，也明确了佛教的地位，使佛、道、儒三教形成鼎立之势。
于是，玄奘和辩机一起，会同京城五通观道长蔡晃、成英等共同翻译《道德经》。五通观是道家“华阳隐居”陶弘景真人所传金丹大道的上清派道观，上清道士一直秉持陶弘景真人“佛道同源”、“三教合一”的理念，所以也能超然于佛、道相争之外。
在五通观，两位道长将《道德经》的玄理奥义向玄奘和辩机详细述说一遍，再由玄奘大师句句披析，穷其旨理译成梵句，由辩机执笔书成梵文。译成之后，蔡晃请玄奘为《道德经》作论注释，成英又请写序。玄奘大师为了维护弘福译场的团结，因而婉转地推辞了两位道长的请求。
之后，玄奘又依据南朝真谛三藏的译本，将马鸣菩萨所著的《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还译成梵文。
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太宗任命右卫率长史王玄策为大唐西域正使，左骁卫蒋师仁为副使，携带大唐致西域各国的礼物以及梵本《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再度出使西域。
下一章：王玄策三战定天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