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的大国们因为蘑菇弹等等原因而还未撕破脸皮的时代，虽然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另一种悲惨不断上演的时代。在这个年代里，知识便是力量，技术即为强权。西方列强们利用技术代差进行剥削、掠夺、压迫乃至极端高效的屠戮，是后世的国际新闻的一大特色。那个时候的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新式武器的作战效果，以及被作为武器试验品的小国家的人们在新式武器前的绝望、哀嚎和挣扎。这些都不断佐证着社会达尔文的最初法则，即在强大生产力转化为暴力时的通吃法则。
只要使用得当，所有的工具都可以作为武器。
总的来说，按照历史发展的暴力元法则来说，人类的发展似乎总的概念依旧是不变的，验明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新事物利用远胜于旧事物的暴力法则将旧事物完全的淘汰。
比如，王越的这个理应归属后世工业国家的总体战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王越把三十万人命，几万吨的金属，还有大量硝化棉炸药被以一种远胜于明朝政府的决心，挥霍在没有太多战略价值的贫瘠的陕甘战场上。而洪承畴的旧体制在种极端赔本的战争中，所能捞到的好处太过于有限，这使得在互相放血的战斗发生时，洪承畴不断地失败着。当然，这不能说洪承畴本人愚笨，只能说他习惯的战争规律在王越的超时代的组织力面前逐渐落伍了，于是旧的建立在地主阶级层层效忠的基础上的封建军队组织模式被王越新的用工业国思维组织起来庞大民兵在地域和数量上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王越的动员力虽然还不及后世真正的主流工业国家，但是组织度和配合性依然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的平均水准。以至于整个的明朝政府由于情报不足，出现严重的战略误判，分隔太散的一个又一个的主力为王越的革命军带来重要的战略进攻时期。
陕北已经拿下，现在重要的是关中。
三万革命军，五万起义军，总计八万人，翻过陕北高原，然后进入关中盆地，接着横扫西北，拿下革命的根基，正式踏上争霸天下的征途。
不过，这都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说法而已，事实上革命军内部并没有太多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在拿下铜川的第二天，铺面而来的种种会议就让革命军内部的军政干部变得分身乏术了。
与以往不一样，这次是扩大化会议，原先的151人团觉得在拿下陕甘后需要一群能够领会自己统治要领的助手们，所以通过战争甄选出来一堆原先农民中的精英就坐在铜川府衙的大堂里，开始了新一轮的……上课。
没错，是上课，而不是像后世民主势力们标榜的那样的热烈讨论。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支孤军了。”
这样的总结对于新加入核心的农民积极分子来说，想理解是有一定的难度。判断战争的阶段发展，以及为战争的阶段发展做出种种安排的考试上，大多数人的成绩远不如明朝政府中的精英官僚们。
“我们终于从内线作战的阶段转移到了外线作战的阶段了。”
王越在台上大声的做着报告，而台下的积极分子们保持着一脸懵逼的表情，这让王越有那么些尴尬。
因为这里的积极分子们依旧是农业国的边缘分子，王越为了革命军初期的纯洁性，并没有大规模启用封建文人来进行机关改组。所以这些农民手上羊屎蛋还没擦净就一个一个地混进了王越搭建的革命军的统治支架之中，自然难免短视，难免缺乏阶级觉悟，难免会各种内斗各种幺蛾子。如果不是王越和另外一百五十名生化人政委简单粗暴的速成催熟政治教育，那么这些人要么就成了新的流氓无产阶级预备军，要么就直接在王朝末年的动荡中被直接给逆淘汰掉了。所以初期的革命中华的开国元勋们的最开始的重要会议，往往会演变成王越等人单方面的变相的说服教育。即王越等人必须用尽所有办法，将革命军干部的思想往自己这边统一，而不是任由这些人胡思乱想各种脑补，最后大家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所以开会是革命军的一大特色，也是王越革命军能够超越后来种种其他进步势力最大程度统一思想的重要基础。通过开会，即使干部们并不理解王越种种安排的原理是什么，但是却也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避免了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因为信息不充分而过分盲动的可能。
“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是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在外线我们所面临的可能的最大的问题。宣传问题和配合问题。”
外线不同于内线。
内线里面的饥荒造成的大量走投无路者，无疑是王越最好收编的原料。
但是外线的农民，基本上只要还有半点苟延残喘的活路，就不会考虑王越那光辉耀眼的共有主义大道。
所宣传问题是指得如何用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得农民能够了解革命军的主张，而配合问题是指的在农民听懂革命军宣传内容后如何去主动配合王越等人的思想动员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地征兵。”
再一次的扩军。
三万人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仅仅一年时间，从一百五十一人扩张到三万人，而现在又要再招一定数目的士兵。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从士兵的平均战斗力，以及对于后方生产集团的压力，方方面面来说，对于王越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