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是个有能力的人。
即使他历次剿匪不力，即使他被“我大清”打的血崩，即使他后来投降成为满洲人的几大狗腿。但是，有能力就是有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明末的知识分子确实腐朽到了极点，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已经没有了对于天下大势的洞察心，彻底的醉生梦死了。之所以他们对于大明社稷的袖手旁观，只是源于他们的利益与大明王朝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已。谁当皇帝都一样，姓朱的也好，姓李的也罢，即使是姓爱新觉罗的也无所谓。
只要读书人能继续保持对于泥腿子的超然位置，别像蒙元那般混个“八娼九儒十丐”，代表着中华文化精髓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是不在乎头上究竟会有几个婆婆的。
洪承畴很早就看透这一点，而正因为看透了，其实在他内心里，也就未必像他自己表面表现的那么死忠朝廷了。
但是，当王越出场时，一切就有些不一样了。
或者说，出格了。
解释权，或者说，对于出自于这片土地的一切规则的最终解释权的争夺，正式因为王越的出现而展开。
王越或许是另一个大逆不道的李贽，但这个大逆不道手里握着刀子时，就显得意外的可怕了。而且与李贽那种偏执和试图吸引眼球的全盘否定不同，王越似乎更稳当一点。
或者说，他的心更野一些。
《唯物史观》的小册子于是提出了对孔孟的“批判继承”。“批判”是说其中不好的部分，“继承”是说其中的好的部分。而这么个“批判继承”的标准，也就是说，谁有罪，谁无罪，得看能不能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生产力”是什么？改造自然为己所用的能力。
那么，改造自然为己所用的方法是什么？
劳动，以及更好的劳动！
更好的食物！更好的衣服！更好的工具！更好的生活！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洪承畴每次看到这么一段，都忍不住想起先秦荀子《天论篇》的开头。当然，所想的不仅仅是其中对“天行有常”的提出，还有“天行有常”的下面那几句。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于是，近两年时间，王越做的越来越多。
比如在陕北修了好几条水渠，并且悉数打了深井，种上了花了一段时间繁育成功的新的耐旱的农作物，于是在省吃俭用加上新技术加成下，王越除了还没有消耗光军粮砖以外，搞成了一部分用来填饱肚子的粗粮。还有就是把四处游荡、无家可归的游民集中起来，塞进了一个又一个为军事做准备的厂房里。所以王越能在后方获得对于前方侵蚀的资本——粮食、衣物以及杀人的武器还有拿着这些进入关中的壮丁。
天命，天命，制天命以用之，则天奈我何！
“哼！机巧钻营！横征暴敛！此暴秦之道！吾必亡之！”
如果说王越完全是异端邪说，那么自然是一种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正确，因为如果王越不是异端邪说，那么自己这些人就全部是异端邪说了。
所以，王越是必须被杀死的大逆不道，所有追随王越的人全部都是必须被鸡犬不留的乱党，也就必须是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正确了。因为普通意义的反贼绝对没有办法跟读书人抢中国最神秘、也是最虚无缥缈的“天命”解释权。
但是，当王越写出《唯物史观》时，一切意义就都不一样了。
老洪很明白，跟王越争，不是光争这么个花花江山，还有这么片花花江山上的天命！天行有常，那么究竟行的是谁的“常”？
这天下究竟是按谁的规矩来的？
“天命在我！”
《唯物史观》的结尾，王越如此宣告。
“天命在我！”
老洪在心里默默念着。
然而即使他把王越批的一无是处，是说的王越的目的和王越的立场他必须去保持势不两立。但是，对于王越的手段，他却越学越像。因为洪承畴发现，似乎继续保持以前那套，他是永远无法消灭王越的。
所以，老洪开始重拾军纪，并且在加强纪律的同时，开始给有功将士重新分地。
而这使得发现了这么一点的革命军的将士们有些疑惑，既然同样是分地，那么这样的分地又与革命军的暴力土改有什么不同。
“不同在于，我们是革命，而洪承畴这可以称为是进步的行为，但是洪承畴本身，依旧是个********为了解决大家的疑问，王越抽着战争歇息的空单，开始了新一轮的思想启蒙教育。
“同志们，最大的革命与最大的***是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的。最大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而最大的***为了镇压革命，也就必须跟着革命一起解放他们的生产力，以保证他们自身不被消灭。然而即使二者如此相像，但是却又极端不同。”
“革命是不断的奋勇向前，推动生产力进步发展。战争也罢，杀戮也罢，都只是手段。”
“而***则是希望着维持现状，至少维持住对他们最好的现状。和平也罢，仁慈也罢，却只是欺骗。”
王越对着他的追随者们讲着。
“所以同志们，敌人学我们给农民土地，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这说明我们做得对，我们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以至于我们的敌人不得不也去进步发展。”